建国初期,邓小平刘伯承在重庆

　　刘伯承和邓小平，是四川老乡，又是长期的搭档：一个师长，一个政委；一个司令员，一个政治委员。他们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转战太行，驰骋中原，挺进大别山，进军大西南，征战南北，历尽艰辛。但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相互支持，组成了驰名中外的“刘邓大军”。

　　战友情深牢不可破

　　在艰难困苦岁月中，邓小平与刘伯承从抗战初期开辟太行山根据地到解放大西南，一直并肩战斗，从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2年，刘伯承诞辰50周年，邓小平在《庆祝刘伯承50寿辰》一文中说：“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1931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后来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5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去做。”

　　1986年，刘伯承逝世时，邓小平发表了《悼伯承》一文。他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邓小平在追述了刘伯承的革命生涯后说：“我认识伯承，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在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129师，一个是师长，一个是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10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刘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

　　相互尊重“不可分开”

　　“刘邓不可分开”，这是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军事家在革命战争年代深厚情谊的真实写照。

　　据一些长期在刘邓身边工作的老同志回忆，每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在最后作决定以前，刘伯承都要请邓小平发表意见，并且常在会议结束时宣布：就按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刘伯承在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动群众整顿军纪方面，也十分尊重和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部署。他有一句常说的话：“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即使有时因战事紧急，来不及开会商量，其中一位领导作出了决策或对部属进行了批评，另一位领导也是热心支持，并坚决贯彻执行。

　　1946年夏天，在进军濮阳的途中，刘伯承向当时陪同他行进的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问道：“你看总部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需要几部大车？”民运部长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回答：“我看5部就够了。”但到了濮阳以后，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部大车。刘伯承知道后，质问民运部长：“你说只要5部，为什么现在又要了这么多？”他十分生气地说：“这是破坏军民关系嘛！群众会骂我们的！”刘伯承踱了踱步，也来不及同邓小平商量，就下令召集军区和各纵队干部开会，进行训话。

　　刘伯承讲完话后，说：“请邓政委给大家讲话。”邓小平走上前，转向大家，十分严肃地说：“刘司令员刚才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醒了。希望大家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

　　彼此照顾情同手足

　　刘伯承与邓小平不仅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紧密合作，而且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体贴入微。

　　解放初期，刘伯承与邓小平两家人合住在一幢楼房里，即现在市委大院内的二号楼。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专为宋美龄修建的公馆，按现在的标准，远不够豪华。刘伯承住楼下，邓小平住楼上。

　　这是经过相互谦让之后安排的。刘伯承坚持让邓小平住底楼。他说：小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政务十分繁忙，家中人口又多，应住宽一些的楼房。邓小平却坚持让刘伯承住底楼。他说：伯承同志年纪大，身体不好，应多加关心和照顾。这一普普通通的举动，这些朴朴实实的语言，饱含着刘、邓之间的无限深情！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的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资料提供/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文字整理/记者刘春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