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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时的首都,重庆究竟见证了多少这样影响中国历史的外交大事,已经难以历数。
根据抗战史料记载,其时在重庆,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设有大使馆,40多个国家设有外事机构。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国政府在重庆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对德国、意大利两个法西斯轴心国处于战争状态。
次年1月1日,美、英、苏、中四国代表首先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书房正式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这样,中国就同其他三国并列于宣言之首,成为全球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四强之一;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负责指挥中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同盟军作战,由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枢。
赢得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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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大使馆旧址已修葺一新 |
中苏文化协会和各种国际性的反法西斯组织等在山城应运而生,云集在这里的各国使节、国际人士上千。随着中国人民的抗战逐步赢得国际上的支持,重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友人前来,其中包括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美国报界大亨卢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特使温特尔·威尔基、法国著名记者雷诺等人。
87岁的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张宗当时在重庆市政府统计处任职,是市参议员和市经济委员会的召集人(即负责人)。他回忆说,当时重庆的经济市场比较混乱,在日军三天两头的轰炸下,各国使节、军事人员和友人生活很不方便。于是,张宗和统计处的同事们把定期递交给市政府的物价调查报告翻译成英文、法文,送到各国领事馆,大大方便了“老外”们在重庆的生活。
各国使节和国际友人在重庆看到了日寇的残暴,同时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更加同情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他们纷纷在本国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为中国的正义之战呼吁呐喊,使中国的抗战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重庆通史》中记载,从1938年-1940年,苏联先后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给中国贷款4.5亿美元,并将贷款折为中国军队急需的飞机、坦克、大炮等物资运到中国。还先后派出1000多架飞机和2000多人的航空志愿队来华帮助作战,其中近200人壮烈牺牲,如今鹅岭公园的苏军烈士墓里,埋葬的就是在保卫重庆空战中牺牲的苏军军官托尔夫和卡特诺夫。
美国除了派出以史迪威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和陈纳德为队长的援华空军“飞虎队”,还两次声明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12月31日,国民政府代表和美国代表在重庆谈判新约,次年中美平等新约正式签字,再一次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此外,美国还为国民政府提供了6.7亿美元的贷款,并成立美国救济中国难民联合委员会,援助中国人民抗战。
来自世界的爱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很多中国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日寇还野心勃勃,疯狂抢走、残害和杀戮中国儿童,妄想使中华民族灭种。为了拯救承载着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孩子们,在宋庆龄、邓颖超、郭沫若、何香凝以及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鹿地亘等人的倡导和组织下,国内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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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罗斯福为重庆人民抗战精神所感动,题写卷轴。三峡博物馆提供 |
直属总会的保育院有11所,多数在重庆。为了保护被保育院收容的几千名难童,国外各界和社会知名人士一起献出了博大的爱。难童们没有衣服,美国人民送来了40吨蓝色卡几布;孩子们缺少食品、药品和生活用品,英美政府捐赠来大批物资;不少来渝的外国友人都去过位于歌乐山的第一保育院参观,并且把孩子们的生活拍成电影纪录片,为他们募集更多的物资……
战时的中国缺医少药,由柯棣华等组成的印度医疗队等国际援助组织相继来华。其中的一支印度医药救护队在1938年12月1日来到了重庆。
而由加拿大英美教会创办的私立重庆仁济医院(现市五院)、由美国美以美会国外布道团中华基督教和英国传教士合办的宽仁医院(现重医附二院)作为当时重庆医技水平最高的医院,从日机的炮口下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这些来自正义世界的爱,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流浪的韩国人
韩国临时政府是一个在中国长期坚持反日独立活动的流亡政府,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1939年临时政府领导人、后来被韩国人尊为“国父”的金九和全体成员也一路辗转,从上海来到綦江县沱湾镇。
因为綦江距离市区太远,临时政府认为不方便开展光复工作,搬到了现在巴南区土桥的屏都镇,继而搬到位于市区的杨柳街。但是日军疯狂的轰炸迫使临时政府随后又搬迁了3次,从石板街到吴师爷巷,最后再到了莲花池。莲花池的临时政府旧址至今保存完好,有房屋70多间,一色的青砖小楼。从长长的石梯往上走,分别是临时政府的最高机构政议院的会议室和外务部办公室,然后是内务部、外宾接待室和财务部,最高处是外宾宿所和主席秘书室。“现在大家知道得最多的,就是保存得最好的莲花池街这个旧址。”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的李鲜子副馆长介绍说。
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在中国政府的认可下正式在重庆成立,中国政府同时宣布,将东北的游击队编入光复军,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将士也全部转入光复军。军队的成立,不仅为韩国临时政府争取到更多的国际社会的承认,还促使各界加强了对他们的支持,另一支韩国光复力量朝鲜义勇军队部也加入到了临时政府军事统一的行列中。
在重庆可以公开而安全地反日,重庆成为越来越多韩国人的“第二故乡”,为了光复祖国,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山城。1944年底,51名从韩国本土被强征到日军中的学兵从徐州兵营里逃出来,冒着被日本人发现后处死的危险走了两三个月,长途跋涉6000多公里,于1945年1月30日来到重庆,加入光复军。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51名学兵之一的金俊烨回忆说,在欢迎他们到来的大会上,“金九先生忍不住嚎啕大哭,会场里的与会者也跟着痛哭出声……与会者由于我们的到来,更加坚定了祖国独立必能实现的信念。”
终于,1945年9月9日,日本在当时的汉城总督府正式投降。10月下旬,重庆各界纷纷举行各种仪式,欢送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为了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登上飞机前发表了《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拨借政时、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
作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枢,各国使领馆和支持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国际友人汇集在这里,掀起了中国的抗战外交风云———
远东指挥中枢
炎炎夏日的午后,通远门背后的领事巷,除了偶尔驶过的汽车和匆匆走过的行人,这条窄街是那样安静,只有领事巷的街名提示着人们:上个世纪初期有美、英、法、德等国先后在这里设立了使领馆。
1939年,地处领事巷的英国大使馆在日机轰炸中化为废墟,大使馆不得不迁往南岸文峰乡新力村。之前英国为维护其远东殖民利益,仍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经过大使馆被炸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英国开始加强对中国的关心,并希望能在精神上和物质上襄助中国抗日。
1941年新年刚过,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法·克拉克·卡尔爵士与时任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全权代表的周恩来进行了会晤。
自从周恩来的得力助手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将国民党军队突袭北上抗日的新四军、制造“皖南事变”的消息告诉了卡尔爵士以后,卡尔一直在期待同周恩来的会面,希望了解事实真相,促成国共合作,确保全中国共同抗日。
听完周恩来翔实、确切的讲述后,卡尔爵士立即给英国首相邱吉尔发去一封加急电,指出中国内战只对日本有利,作为盟国,英国政府可以考虑通过正式途径向蒋介石表示:反对中国内战。
几天之后,美国总统特使、白宫行政助理居里来到重庆,卡尔爵士又突破蒋介石的阻挠,安排他和周恩来在使馆内见面。这一次,周恩来和居里也达成共识:必须敦促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随后居里向蒋介石郑重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来自国内外的强大舆论压力,加上周恩来联合各国使节在重庆组织的政治进攻,终于逼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挽救了合作抗战危局。使国共合作抗战局面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重庆———一座象征友谊的城市
抗战时期,加拿大的白求恩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外国人之一,他带领着医疗队来华援助八路军抗日,还为此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加拿大和中国的友谊是源远流长的,抗战时期我们在重庆就设有大使馆,重新设立领事馆是我们的友谊的新开始。”加拿大驻重庆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这样说道。
1997年重庆直辖后,加拿大于次年在渝设立了领事馆,是我市直辖后正式成立领事馆的第一个西方国家。建馆7年来,加拿大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和重庆展开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重庆还和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结为了姐妹城市。
“这段历史是韩国和中国为了亚洲的和平而共同战斗的辉煌历史。”这是记者问及如何看待重庆抗战历史的时候,韩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朴铜先总领事说的第一句话。他说:“二战时,日本作为法西斯国家侵略了亚洲,给邻国带来了痛苦,但是,韩国和中国战胜了共同的敌人。当时,韩国在重庆建立临时政府,中国给予了韩国临时政府极大的支持,所以韩国非常感谢中国。”
自从2000年重庆和首尔(汉城)通航后,每年都有1万名左右的韩国人来到位于莲花池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缅怀。
朴总领事认为,重庆是一座象征韩中友谊的城市,也是韩中交流的出发点。因此,今年5月他们在重庆举办了盛大的韩国-重庆友好周,就是想通过这次活动,让重庆和韩国增进了解。
7月下旬正值是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夏添恩总领事要回国休假,对于没有时间接受采访,他很遗憾,临行前委托秘书转告说:“英国和重庆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就有很密切的交往,在抗战时期,这段友谊又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现在重庆有着很好的发展机遇和潜力,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一定会尽力促进英国同重庆的交流和合作。” (记者 刘俊颖 采写整理图片除署名外由记者 卢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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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莲花池街38号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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