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不仅是八年抗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中心，更是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中共南方局在这里曾经写下党的统一战线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与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八大民主党派中，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均在重庆发祥。2005年1月20日，中央统战部批准的全国唯一的“中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挂牌。特园“民主之家”纪念馆等将逐步修建。身处历经风雨的山城，带着寻访的足迹，记者近日找到当年了解民主党派在渝发祥的人士，在老一辈讲述中回到了那民主意识高涨、热血沸腾的年代——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图为“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会址（原重庆青年会大厦）

　　1941年3月19日：

　　嘉陵江畔卷起政治风云

　　在风景秀丽的嘉陵江畔，上清寺西南角上，沿着市邮政管理局左侧的石梯上行，就是20世纪40年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鲜英私宅“特园”旧址的一部分。民盟重庆市委原常委姚江屏写道：40年代的上清寺一带，还没有高楼大厦，市面冷冷清清，在现在的上清寺邮局或口腔科医院门前，无论哪个地方都可以望见特园的顶端，“它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策源地，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诞生地、大本营。”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的原始雏形是“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于20世纪40年代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产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我东三省。1935年8月，还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宣布全面抗战，设立了国民参政会作为咨询机关。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发动了抗战后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对挑衅，中共针锋相对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各中间党派赞同中共的政治主张。而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施宪政、建立真正抗日联合政府的呼声，在知识界更是此起彼伏。

　　1939年11月23日，中间党派的参政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以及青年党、民社党参政员，在重庆青年会餐厅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开展民主宪政运动。1940年12月24日，黄炎培与梁漱溟等谈论抗战局势，深感统一建国同志会力量不足，酝酿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鲜英七女鲜继根回忆说，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同年3月19日，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等人几经酝酿，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支持下，在特园秘密集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演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形成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力量，增强对国事的发言权。“父亲鲜英也被推举为中央委员。特园在事实上已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总部所在地。”

　　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十大纲领”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11月16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一次以组织的名义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茶会，向国内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第二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在国民参政会开会时，提出了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抗战时期民意机关；政府一切机关不得歧视无党或异党人士；保证人民有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看报、旅行等之自由；取缔贪污；党费不由国库开支；不能强迫政府机关服务的公务员入党；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等政治主张。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吸收无党派人士参加，增强第三方面力量。此后，民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并肩作战，直到解放。

1946年2月10日，民建会同陪都各界人士在重庆较场口。庆祝政协闭幕，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史称“较场口事件”

　　1945年12月16日：

　　从白象街开始的民族工商业者的觉醒

　　抗战爆发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分子将工厂、企业及其设备迁往四川等地，并组织了迁川工厂联合会。抗战胜利后，由于洋货充斥市场，通货膨胀严重，加上官僚资本的掠夺，使得民族工商业者无法维持生计，大批工厂陷于破产境地。

　　民建重庆市委老同志胡崇伦回忆：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等为代表的爱国民族资本家奔走呼号，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经济政策，以维护民族工商业的生存。而重庆民族工商业者为了生存，也积极投身抗日民主运动，要求经济政治自由。于是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等人首先发起倡议，联系工商界、金融界、知识分子有识之士等，筹备成立政治团体。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里宣告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有90多人。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被公推为大会主席。胡厥文在成立报告中，直截了当陈述了为什么要成立民建的目的。他说：“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促成民主，并坚决主张不屈服任何压力，以大公无私的精神奋斗到底。”

　　对当年的“白色恐怖”，胡崇伦依然历历在目：“国民党派人查封信件，茶馆酒店都写着‘休谈国事’。去买《新华日报》，得时刻注意身后有特务跟踪没有。有时进店后卖报的人也会将‘你身后有特务’写在纸上提醒你。”

　　在民建史上，“较场口事件”是不得不提的。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1946年1月，蒋介石同意召开旧政协。由于民建组织成立较晚，因而没有直接参加政协。1月31日，旧政协会议宣布闭幕。民建为了巩固和实施会议协议，成立“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并决定2月10日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大会，邀请参加政协会议的国共代表及其他党派和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代表20人出席讲话。胡崇伦说，“当时参加群众近万人，本来是在大厅里面演讲，但人太多了，于是转到大坝里。大会还未开始，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的刘野樵伪称自己是农民协会主席，抢占主席台，擅自宣布开会。章乃器等将其识破后上前干涉，拿过麦克风。于是国民党事先布置好的数百名特务发疯似地逢东西便砸，逢人就打。李公朴、郭沫若等人全遭毒打。”

　　血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可是，国民党中央社却发表颠倒黑白的消息，叫嚣解散民主建国会。胡崇伦说：“不过，通过这次血案，人民更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增强了反抗其统治的决心。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时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的民建中央于5月23日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通过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４０年代中期，民盟主席张澜（左二）与沈钧儒（左一）鲜英（右二）李公朴（右一）在重庆宣宅后花园合影

　　1945年9月3日：

　　象牙塔里不再保持沉默

　　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学座谈会。它诞生在战火纷飞的1944年下半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的后期。当时，国民党战场继豫湘桂战役失败之后，军事、政治、经济普遍面临严重危机。在此严重危急关头，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号召，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

　　此时，重庆怀有救国之心的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在中共统战政策和思想的感召下，忧国忧民，经常聚在一起，交换对时局的看法，逐渐地汇集到有一定影响和威望的许德珩周围，自然而然形成了漫谈时事的座谈会。后来，在林伯渠的指导和许德珩的建议下，将其命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宗旨是继承“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传统，为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而努力。

　　1945年9月3日，是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正式生效之日。全国各地庆祝抗战胜利，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在这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民主科学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了扩大会议。鉴于战后中国面临着“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抉择，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深感斗争道路方长，而战后各自都要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去，有必要建立永久性的组织以加强联系，继续团结奋斗。于是，座谈会决定扩大成员，建立组织，以9月3号这个日子命名，因为“抗战最久而受创最深之中国人民，对此伟大的民主胜利之九月三日，应谋发扬光大”，故称“九三座谈会”。

　　在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许德珩回忆文章里，他生动的描绘了当年9月12日，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会见他与妻子劳君展的情形：“听到毛主席亲来重庆，我们兴奋异常。不久，就收到了毛主席的请帖，约我和君展于9月中的一天在红岩咀八路军办事处吃午饭。那天上午8时，我和君展徒步前往红岩咀。我们当时还向毛主席汇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主席勉励我们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我说：我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不过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主席指出：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些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经过毛主席这样一番指点和推动，我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决心把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激烈论战中，经过4个多月筹备，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会大厦召开成立大会。从此，一个以文教、科学技术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为“民主与科学”而奋斗的民主党派诞生了。

　　1945年10月28日：

　　在爱国民主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走进中山三路2巷4号里的民革重庆市委，迎面大厅正中就是孙中山先生和蔼的画像，整个院落幽静素雅。民革已走过50多年的历程，解放前参加与民革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民主派地下组织的老同志，已是寥若晨星。原民革重庆市委副主委邓后炎已逾93岁高龄，回忆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渝成立的过程，他依然记忆犹新。

　　1938年邓后炎加入了共产党，曾任中共綦江县委宣传委员。1942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保存力量，党内采取单线联系。在直接与他联系的同志被特务杀害后，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45年1月，邓后炎接任私立建川中学校长。在此期间，他找到30年代就熟悉他经历的同志反映情况，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后经与南方局有联系的同志商议，决定让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事统战工作，同时又加入国民党民主派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1937年9月，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43年初，在渝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等打算组织一个经常性的时势座谈会，把关心时政的国民党民主分子联系起来，沟通思想。当时他们商定座谈会只谈国际国内时事，以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的人作为基本成员，以后由基本成员带人参加。其对象以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也可邀请教育界、工商界上层人士，但不能让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及出卖朋友的人混入。

　　邓后炎回忆，当时在重庆举行的这种座谈会，没有名称，没有固定的主持人。座谈会的地点是以个人名义，借用可靠的公司、银行、商号以及一些条件较好的私宅进行，一般每月一二次。“到1943年8月，大家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去团结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分子参加民主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组织名称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活动方式上，大家都同意采取组织公开，负责人不公开的办法。”

　　“1945年10月28日上午，民联在上清寺特园举行成立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会员只有20多人，约有30多名会员因种种原因未能到会。”邓后炎说，“当时民联中央机构都由年富力强的进步骨干担任领导工作，上层知名领袖人物则作指导员，避免暴露身份。”

　　1949年，民联部分成员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将民联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组织统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成员均转为民革成员。

　　(注：文中史实资料由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民革重庆市委、民盟重庆市委、民建重庆市委、九三学社重庆市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