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教委今年就“小升初”规定，学校只能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和成长记录册作为录取依据，任何学校不能要求学生提供各种竞赛证书、荣誉证书。但是，为了和别的孩子有所区分，有些家长在孩子简历中特意注明父母的职业：父亲是“数学教授”，母亲是“英语翻译”。家长表示，这样做既能让学校了解孩子的家庭环境，也希望这些信息能加重孩子进入好学校的“砝码”。(《中国青年报》5月28日)

　　如果学校以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来判断孩子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等次，显然违背了入学机会均等的起码原则。一个人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和机会必然地依附于另一个人的身份或命运，跟“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之简单道理是背道而驰的。

　　当前，不同阶层、不同区域包括城乡之间的人们占有的教育资源，已经显现出不公平。有些地方，孩子能因父母是领导、教授、富翁等等身份(主要是出得起钱)，轻而易举地优先获得优质教育权；而另一些孩子，却因父母是农民工或下岗工人，出不起择校费等，不但享受不到优质教育资源，甚至连最差的教育也无法得到满足。我以为，这种不正常的反差现象不可等闲视之，因为，“父母职业绑架平等教育权”这种现象，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建设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接受教育的差距必然对应着收入差距。这将导致地区、阶层之间人际矛盾、紧张与冲突，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因此，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学校，竭尽所能最大限度去扭转不同阶层、不同区域包括城乡之间的国民占有教育资源的不公平现象，包括扭转因父母身份给孩子带来的优质教育权偏差，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