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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猪肉上涨的问题,财政部提出要构建长效机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保费和饲养补贴予以适当补助,激发其养殖积极性,有利于建立促进生猪生产的长效机制;二是抓紧落实对低保人员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大中专学生的补贴资金,争取6月底前发放。(新华网6月18日)
“肉价补贴”更多体现为一种应急的、临时性的危机公关举措,有时效性与针对性的局限。比如,此次城市“肉价补贴”发放对象为低保人员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大中专学生,数量众多的外来农民工被排除在外,就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城市本位主义”色彩。
政府确实应由“肉价补贴”伊始,建立完善长效的公共补贴机制。“肉价补贴”在肉价上涨过快、给民生造成一定困扰之后姗姗来迟,映射出我国在公共补贴机制建设上,还缺乏系统性的、带有全局效应的战略部署。在困难人口实际人数调查、公共财政补贴预算设立、公共信息预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补贴快速发放等方面,还有大量调研摸底工作要做。在掌握足够信息的基础上,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补贴机制,针对城市低保和低收入家庭、外来农民工和农业人口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渠道和形式的补贴。
其实,不仅是肉价等副食品价格上涨,包括油价上涨、煤气价格上涨、水价上涨乃至北方冬季的“供暖费”上涨,都会给相当数量的低收入群体带来“生存底线威胁”,需要政府通过公共补贴机制救助,保证每个人获得“价格上涨不至于吃不起肉、保不了暖”的稳定预期。如此,方能体现公共财政服务于民的本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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