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生涯大起大落

　　“刚来时，我一看到街上的人，就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分成两类——正派和反派。现在想来，自己也觉得好笑。”余积廉以前的作品以动作片为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香港电影特别是动作片红极一时的时候，余积廉就是此时在香港演艺圈日渐成名的。

　　余积廉1940年出生于广东，15岁到香港，17岁开始接触电影。从练习生到摄影机机工，到第二摄助，到第一摄助，再到摄影师，最后到导演，他在香港电影圈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于1987年成立唯益影业公司，担任独立制片人。他曾在电影《欢颜》、电视连续剧《天蚕变》等红极一时的影视作品中担任摄影师，并导演了《决战天门》、《云雨生死恋》、《少林达摩》、《摩登大食懒》等电影，常和胡慧中、任达华、古天乐等知名艺人合作。

　　余积廉坐在办公桌前，边品咖啡边平静地回忆往事：“那时，我总以为我很成功，一顿饭可以吃掉几万港币，可以在明星面前指手画脚。1990年后，我对成功和幸福的定义有了改变。”

　　那年，余积廉到嵩山拍《少林达摩》。那些独特的山、那种雄壮的美立刻将他吸引：“我当时闪过一个想法，要能一辈子住在这里该多好！”

　　回港后，余积廉突然开始厌恶灯红酒绿的都市：“压力很大，交片时间延误，会付出巨额赔偿。更严重的是，会有信誉破产的可能，再融资就难了。有时，为了生意，一晚上要辗转四五家夜总会，生意就是在觥筹交错中谈成的，累！身体上的累是次要的，关键是心累。后来，累演变成厌恶，只想逃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业遭到重创。因盗版猖獗，数百家电影公司因此倒闭。1995年，一部《盲侠之再踏江湖》让余积廉亏损近100万港币，他自此元气大伤。1997年，在《省港双雄》上映后不久，余积廉突然从香港电影圈消失了。

　　“踏雪寻梅”隐居北碚

　　余积廉“逃”到了北碚天府。1998年，当他第一次踏进这座他从未听说过的小镇，他就知道，这就是他寻找了许久的天堂。

　　余积廉是随妻子蒋雪梅到北碚天府的。

　　1992年，余积廉在深圳街头漫步，前面一个女子引起他的注意。“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我第一眼看见她，就知道她是我要找的人。当导演这么多年，我相信自己不会看走眼。”

　　“你好，我叫余积廉，很高兴认识你。”他主动上前打招呼，并留下联系方式。这时，他知道，这个女子姓蒋。

　　第二次见面，对方告诉他：“我叫蒋雪梅！”余积廉呆住了。港人信风水，几月前，他曾到香港“黄大仙”处抽签。“黄大仙”告诉他，他的姻缘要“踏雪寻梅”。

　　“我一直不明白该怎样去踏雪寻梅，直到此时，我才恍然大悟‘踏雪寻梅’究竟是什么意思。由此坚定了要和蒋雪梅在一起的决心。”余积廉没告诉对方自己是导演，只说自己在电影公司打工。

　　当时，从天府中学毕业的蒋雪梅正在深圳某酒店当放碟员。她向记者坦言：“虽然他大我28岁，但我一开始就觉得他很可靠，值得托付终身。如果当时知道他是导演，我不会和他在一起。导演见到的美女还少么，怎么会看上我？况且，我并不喜欢演艺圈的人。”

　　一年后，余积廉才告诉蒋雪梅他的真实身份。蒋雪梅原谅了他善意的欺骗，也目睹了他的痛苦：“一方面，他很想挣更多的钱，拼命和各色各样的人周旋；另一方面，他很厌恶这样的生活。在愿望和现实的冲突下，他过得很累。”

　　当香港电影业越来越低迷时，余积廉决定歇影。

　　1998年，余积廉随蒋雪梅第一次踏上重庆的土地。当看到被群山环抱的天府小镇，看到秀美的缙云山和滚滚的嘉陵江，他醉了。年底，二人领取了结婚证，从此隐居。

　　挑泉水卖面平凡度日

　　刚来时，余积廉有很多不习惯。最麻烦的是语言障碍和饮食习惯。

　　“直到现在我也听不太懂重庆话，还得靠老婆翻译。这也好，免得别人打听我的过去。”也有人向蒋雪梅打听这个神秘老人的过去，蒋雪梅总是说：“普通职员，退休了。”

　　辣椒，是余积廉又爱又怕的东西：“记得第一次吃火锅，我见别人吃得津津有味，也尝了点，结果，眼泪全下来了，连忙喝3杯啤酒，还到卫生间漱口10分钟，这才重新坐下。不过，我现在吃辣椒的本事，和老婆不相上下！”

　　第一次走进田间地头，余积廉觉得到处都稀奇：“老婆，茄子居然不是长在土里的；米原来是长在水里的……”三年前，一只流浪小狗跑到面馆前，余积廉收留了它，取名“Lucky(幸运的)”——这是小镇上唯一一只用英文命名的小狗。每天，余积廉走到哪，Lucky就跟到哪。

　　早上，余积廉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楼下的黄葛树下打拳：“每次我都感觉周围的树和空气在跟着我动。”当导演时，为拍好动作片，他专程到北京找了一位形意拳大师，学了些真功夫。现在，这点皮毛功夫竟让他成为这个小镇的“武林高手”。

　　绘画、写作和下象棋，是他闲时最大的爱好：“我作画，老婆一旁看，幸福其实很简单。”

　　窗户对面有座小山，当地人称凤凰湾。每天，夫妻俩都要提着几个塑料桶，爬上山顶，那里有一股泉眼。“她挑，我背，一路幸福……”小镇有自来水，但他们不喝。用山泉泡普洱茶，是余积廉的最爱。“我以前有胃病，现在基本好了。”他将功劳全归于凤凰湾的泉水。“安逸惨了！”不自觉地，他冒出一句地道的重庆话。

　　这样悠闲地过了一段时间，蒋雪梅提出开家面馆。“我们不缺钱，但得有事做，这样充实些。”后来，他们买下一个门面，开始卖小面，每月可挣1000多元。

　　每天早上3点过，蒋雪梅就得起床，到店里忙碌，夫妻俩一日三餐都在店里。“先生上了年纪，有晚睡习惯，我不会让他这么早起床。”蒋雪梅笑了，说以前从未想过会称自己的丈夫为“先生”。

　　早上打完拳，余积廉到面馆和老婆一起张罗生意：“我其他做不来，只能打下手，洗碗、送外卖、收钱、端面……”

　　“我们在一起十多年，从没红过脸。有时，我发点小脾气，先生也能包容。”蒋雪梅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

　　蒋雪梅体态有些胖，她围着围裙站在柜台旁，就像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家妇女。“我的老婆是最美的，她善良、勤劳、实在。”余积廉边说边将老婆紧紧揽在怀里。二人的眼神里，尽是甜蜜与幸福。

　　“别人都说香港是天堂，在我看来，这里才是修身养性的天堂。虽然物质条件差些，但有爱情，有咖啡，这就够了。这里的人纯朴，洗涤了我过去的圆滑与势利。这里的山、树、水，还有山边的小屋，让我懂得什么叫生活，也给了我绘画的灵感。”余积廉说，他有一种脱胎换骨重生的感觉！

　　这样的日子，他准备一辈子过下去。

　　欲拍渝版《码头风云》

　　从纷繁浮躁的演艺圈，到目前的心如止水，余积廉说，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

　　一开始，余积廉准备拿出一大笔钱装修新房。蒋雪梅制止了，告诉他要“入乡随俗”，凡事不能太张扬。所以，他们有了眼下这套简陋的住房。“当初，回想起香港装修豪华的住所，回想起那些多姿多彩的夜生活，以及那些价格昂贵的珍馐美食，再看看眼前的处境，我心里还是有些失落。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喜欢这里，失落感才渐渐消失。”

　　记得第一次到解放碑买书，看到解放碑不逊于香港的繁华，余积廉连头都不敢抬：“我不敢看，怕触动自己，又想起香港。”现在，他已能坦然地行走在解放碑了。

　　蒋雪梅说：“刚来时，他管开电视为Camera(开机)，这本是拍电影的术语，他过了好久才改过来。”

　　余积廉说，他从香港消失时，没对圈内任何人说自己的去向：“就是不想他们来打扰。”但隐居9年来，他会每天雷打不动地买《重庆晚报》。“主要看娱乐新闻。看并不表示放不下，这毕竟是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看到有关以前那帮朋友的新闻，我会很平静。”

　　隐居天府镇9年，重庆的本土文化冲击着余积廉的心灵。“那些关于码头的故事，还有源于水码头的火锅，以及重庆人纯朴、耿直、向上的人文精神，让我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

　　三年前，余积廉开始重操旧业，写剧本，题目就叫《码头风云》。“以前有位美国导演拍了一部《码头风云》，获得了8项奥斯卡奖。我要拍一部重庆版的《码头风云》，讲述一群乱世英雄的故事。以前拍电影纯粹是为了挣钱，现在是因为爱这座城市。”

　　目前，剧本已脱稿，讲述重庆民国初年，几个水码头的大哥如何在乱世中求生。几番争斗中，表现了重庆人不畏强权、坚守正义的精神。剧本里的人物，有些就是以天府小镇上的平凡百姓为原型。

　　“序场我都想好了，山道、峡谷、孤帆、朝阳……一片寂静，江雾缭绕的江面上，由远而近传来一声声川江号子。然后，只见一个黑点冲开薄雾，越来越近，原来是一艘运货的船。川江号子越来越激越……”

　　奋斗、成功、思考什么是幸福、懵懵懂懂寻找幸福、醒悟、隐居，到真正懂得什么叫幸福——余积廉说，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回归自然的过程。“我觉得自己人生的转型就像一部电影。当你什么也不是时，就想要出人头地。真到了那一天，才会发现，幸福原来就在起点。”(晚报首席记者 周立/文 记者 周舸/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