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渝中半岛。

　　90年前的朝天门，重庆当时已被打开门户。

　　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成渝铁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解放碑，当时重庆已进入工业制造时代。

　　——从百年前开埠到迈向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全景描述

　　重庆，国家版图上的经济分量

　　位居长江上游的重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有重量的。如何按历史唯物主义观掂量她的重量，正是本期“重庆珍档”要表达的内容。

　　在刚结束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基于此，本期“重庆珍档”以重庆开埠以来的百年历史为宏大背景，向你讲述这座城市在经济上兴衰沉浮的故事。限于篇幅，我们的故事难免简单、难免挂一漏万，但我们想表达的观点却非常明晰：作为近代中国西部第一个开埠城市、作为血火抗战中的战时首都、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西南局首府、作为改革开放后西部设立的唯一直辖市，重庆这座与山水相连、与血火共生的城市，为什么能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不负重望，并以浴火重生的勇气肩负起历史重托，且在每一次失重之后，又能勇敢地找回失去的分量？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外化为重庆人文精神，让这座城市具有了沉甸甸的质感。

　　重量之于物理学，只是一个名称；之于城市，则显示它在国家版图上的分量。

　　事实是，自北宋孝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大宋恭州升格重庆府后，八百年来，“重庆”，始终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深藏于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或作为一军事名词，库存于世界军事词典的索引目录里。是百年前的开埠，让重庆睁开眼睛看世界；是伟大的抗战，让重庆从此具有了云水襟怀。

　　但这尚不能彻底改变重庆基本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先进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方式，让重庆发生亘古未有的巨变，一个崭新、充满活力、在西部增长极中独具分量的城市，让重庆人更感骄傲和自豪，在“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征途上，重庆的再次发力，与她在每一次历史关头的表现既相同又不同：

　　相同在于，她一如既往地充满勇气和斗志；

　　不同在于，她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开放、更实际、更充实。唯其如是，她才找回并增加了自己在国家版图上的分量！□张 卫

　　十九世纪末，重庆开埠

　　初步形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雾霭消散，正午的阳光细密地照拂下来。朝天门码头，万人喧哗。随着一阵“来了”的叫喊声，碧眼金发的英国商人立德乐和他的妻子手挽手，倨傲地站在他们的“利川”号机器船上，闯进众人视野。

　　这一天，是1898年3月9日。“它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市委党史研究室文史专家艾新全说，随着重庆江面首次响起机器轰鸣，工业文明和现代交通接踵而至，“从此以后，包括国外商船与炮舰在内的机动船，鱼贯出入川江，重庆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

　　当天的历史细节还包括：在渝的上百名英、美、日领事馆官员和外国商会人员，分乘数条木船前往迎接立德乐；本地官府也派众船列队江中，张灯结彩等候。“利川”轮一抵码头，迎候者顿时鸣锣放炮，重庆万人空巷，人们拥到江边观瞻这艘机器船。

　　此前的1890年，中英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被开放为通商口岸；次年3月31日，重庆海关在朝天门成立，标志重庆正式开埠。随后，法、日、美、德等国的外事机构进驻重庆。“列强们开埠的目的是，把重庆作为侵略西南的据点，川江则是他们入侵的唯一通道。”艾新全说，但直到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外轮并未获得川江航运权。立德乐试航的成功，终于让列强们如愿以偿。

　　立德乐1838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从1859年至去世前一年的1907年，他都生活在中国，英国《大不列颠名人录》称他是“开发中国西部的第一人”。

　　“利川”机器船抵达后，重庆和长江边的许多城市一样，成了这种船的受益者——“机器船在航速和承载量上的优势，为码头聚拢了商机，重庆也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首批大城市。”

　　艾新全说：“此前，因地理环境险恶，农耕文明时代的重庆，在四川格局里较落后，农业薄弱，商业也比不上川西。”但外国列强取得川江航运权后，洋货大肆涌入重庆，并转运至贵州、云南和广西，以及川内各地，重庆成为了西南的商业中心。

　　随后，20多个国家相继在重庆划定公共租界，列强纷纷在渝建立洋行和买办机构，进行经济掠夺，商品倾销，抢夺原料，垄断市场。据艾新全统计，开埠到1911年，外国列强先后在渝设立商业机构达58家，涌入重庆的外国商品高达430多种，其中香烟就有几十种，棉织品、打火机、药品等大量廉价洋货，冲击着重庆传统作坊。

　　开埠是一把双刃剑，当传统产业被抵垮，自给自足的宁静生活被打破后，重庆一批有识之士揭竿而起，开始了重庆的近代工业。“他们最先通过山货的粗加工赚外国人的钱，随后投资兴办火柴厂、纺织厂、矿厂、电厂、玻璃厂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给民族资本带来了千载难逢之机，重庆无论在商业、金融、航运、工业，都有了长足发展。”据统计，从开埠至1919年，四川共有工矿企业115家，其中重庆52家，主要集中在火柴、棉织、缫丝、制纸、煤矿、铁矿6个行业，而成都仅7家，“加上外国资本、买办资本，重庆在四川近代工业中的比重超过50%。”

　　“至此，重庆在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地位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