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荣忠

　　1949年11月30日，西南重镇重庆获得解放。随即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建立。此时，重庆城市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工商界百业萧条，不少工厂关门，大批工人失业，人民生活困难。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党中央领导下，采取断然措施，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发展经济。广大工人情绪特别高涨，对人民政权寄予很大期望，希望共产党带领他们去斗“资本家”，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其时，有的干部缺乏管理城市工商经济的经验，把农民斗争地主的方式搬来对付资本家，造成不好的影响。私营工商业主也趁机向工人“开刀”，纷纷“卖房子”，“丢包袱”，一些工厂歇业，工人生活更加困难，劳资纠纷不断，关系紧张，重庆经济的恢复受到严重的影响。

　　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邓小平沉着冷静，牢牢把握《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想方设法巩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四大阶级联盟，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发展“五种经济成分”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通过艰苦的工作，化解了矛盾，促进了生产。其中，有不少经验值得记取。

　　一是领导干部上第一线，亲自做群众工作。解放初期，党和政府的形象好，威信高，说话有权威，人民信赖党，依赖政府。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西南地区的党政领导经常深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以及工商业者之中，参加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针对工人“闹工资低”的风潮，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召开工人座谈会，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出面做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邓小平总结说：“重庆开企业工人代表会的做法，是很好的经验。有的人开始闹工资低，大骂我们，后来开代表大会，我们就专找要求增加工资发牢骚最多的那些人来当代表。会议中经过刘主席及工会负责同志谈话，他们都表示赞成，回去一宣传，解决了很多问题，甚至有的愿意少拿几个折实单位去帮助别人。这就叫联系群众，花了五天功夫，但比一千个共产党员到他们中间去说服的作用还要大。”

　　二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并一以贯之地执行。工人是劳动者、社会财富创造者，党要保护其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资本家则是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经营的管理者，同样不能忽视。邓小平指出：“政府站在劳方压资方，是错误的；站在资方，把劳方压下去，也是错误的。要防止任何方面的偏向。政府要以两利为原则，组织劳资协商会议，采取协商办法解决问题。一旦劳资双方说不通，应由政府出面调解，劳动部要站在劳资两利的立场来仲裁。”当时，有的地方出现了违背两利原则的现象，邓小平及时予以纠正，他说：“在劳资方面，主要是保护工人的积极性，同时纠正一些‘左’的现象，如老板吃一餐饭不准开支，资本家的儿子读书不准开支，要资本家劳动，而自己休息等。这些都不能怪工人，主要是我们的工作未做好。”

　　邓小平当年这些话，既入情入理，又坚持原则，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辩证法，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好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劳资矛盾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邓小平在这里特别提出了应引起注意的两种“偏向”，而这些偏向在多种所有制并存作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今天将会是长期存在的，我们政府必须保持一个正确的立场和方法才能处理好劳资关系，才能有利于保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和调动双方的生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