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商务部与重庆市签署了《共同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合作备忘录》，在部市共建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成为重庆发展中的一个新课题。

　　12月12日，重庆冬季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天，台湾茂德来了。

　　下午2点零8分，世界最大货机———波音747—400，载着台湾茂德从新竹拆卸下来的IC生产设备，降落在江北国际机场。这是台湾航空公司首次直航重庆，也是台湾茂德真正意义上落户重庆。这一天，重庆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台湾茂德董事长陈民良亲赴机场接机。

　　两岸货运包机直航飞抵，让重庆很兴奋。此前17个月，即2006年7月20日，台积电(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设备，同样搭载波音747—400货机，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这些设备被运往台积电在松江区的工厂。

　　同为全球知名芯片商，一年前的台积电选择了长三角龙头上海，一年后台湾茂德选择了西部惟一直辖市重庆，其中深意耐人寻味。

　　重庆靠什么吸引“茂德们”

　　茂德选择重庆绝非偶然，也绝非个体的偶然事件。

　　茂德有意到大陆投资，早就不是秘密。2002年，台积电宣布在上海松江区落脚后，茂德开始寻找转移之地。近年来，大陆IT产业发展迅猛，尤其是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崛起的经历和占据的成本、市场优势，让台湾芯片商纷纷感受到产业转移的迫切性。

　　茂德用了较长时间，走访了宁波、苏州、无锡及上海青浦区附近的工业园区。出人意料的是，茂德最后“落子”在微电子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重庆。

　　茂德董事长陈民良认为布局重庆理由有三：重庆的战略地位，重庆市对产业发展的有效支持，重庆人力资源的稳定。

　　还有两个因素陈民良未公开提及：一是成本因素；二是茂德与大陆规模最大IT公司普天合资的普天茂德，在重庆生产记忆卡等产品，而后者是关键之一。

　　“我们来重庆投资，绝不是仅仅建立一个制造工厂。”今年4月，在重庆电脑节的一个IT发展高层论坛上，陈民良的话，透露出重庆对投资者的巨大吸引力，“重庆信息产业发展的思路和整体规划，与台湾茂德的企业发展十分吻合。”

　　茂德信任的重庆背景是，重庆正在面向系统级芯片开发，致力于打造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集成电路产业链。而作为西部门户，重庆对周边地区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这将放大产业链的市场影响。

　　看到这一点的不仅仅是茂德。

　　包括HP、IBM、Intel、ORACLE、霍尼韦尔、NTT Data在内的国际知名IT企业，此前纷纷与重庆签订合作协议；北大方正FPC项目、国虹手机项目、矽谷首创数码产品项目等一大批重大项目也落户重庆。新一轮电子信息产业梯次转移，让一个新兴的信息产业集群在重庆崛起。12月15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谈到重庆电子信息产业时宣称，“重庆已成为内陆最重要的集成电路和软件生产基地。”

　　重庆传递出强烈的开放信号，深深触动了跨国公司的中枢神经。10月13日，商务部与重庆市签署《共同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部市共同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创举，举世瞩目。

　　“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是重庆经济发展的龙头。”12月11日，商务部综合司综合处处长刘力博士来渝，在名为《国际产业转移与重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对于未来重庆经济发展的建议。

　　开放，是重庆发展的必然之路，但是开放之路，却并不平坦。

　　困扰产业转移的几大因素

　　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一直摆在那里，关键是重庆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重庆致力于构建内陆最开放城市之际，全球产业转移的浪潮已经袭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庆应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路径。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国际上先后经历了两轮产业转移：一是80年代末以加工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产业转移；二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制造业开始由发达国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已进入重化工业转移阶段。

　　在两轮产业转移中，中国是最大赢家。

　　东部沿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占得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先机，从而不断创造经济奇迹。如以上海为龙头、由浙江和江苏的15个城市构成的长三角经济圈，在承接产业转移中，以占全国1%的土地和5.9%的人口，创造出占全国15—20%的经济总量。

　　其间，地处内陆的重庆，却显得落后一步。

　　直辖10年，尽管重庆对外出口和进口的国家已扩展到187个，可是10年间仅实际利用外资59.1亿美元，这尚不及上海去年一年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量——— 68.5亿美元。重庆经济开放程度甚至赶不上成都，以引进的世界500强企业为例，截至今年6月，共有72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重庆，而同期成都的数据是120家。

　　制约重庆进一步开放，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因素，由来已久，并使重庆经济显示出强烈的内陆经济色彩。

　　“不靠海、不靠边，在经济发展中主要依靠自身要素内循环，以及与周边省份要素的交流，即对内开放。”重庆市外经贸委主任李建春认为，这样的内陆特色，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早在2002年，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就撰写《全球化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与创新》一文，并提出，“目前，西部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障碍是资本短缺。”这是靠中西部地区要素交流难以解决的。而国际资本市场上，有非常充裕的资本。从国内看，中国的银行“存贷差”也已超过11万亿元，居民储蓄率很高。重庆依然靠要素内循环及与周边省份交流，无异于“守着金山讨饭吃”。

　　李建春在机遇和希望之间，清晰地感受到压力。

　　“坦率地说，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在基础设施、物流成本、供应商竞争力等方面仍有不少差距，西部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原有工业基础。”

　　“偏高的物流成本，是重庆承接产业转移的软肋。”现实是，重庆地处西部内陆，到沿海不管是走水路还是铁路，都有一定运距，运距就会产生成本，而偏低的物流水平又增加了成本。

　　一个例证，有关部门统计，以上海口岸为目的地，重庆每标准集装箱的水运成本为3700元，公路运输成本是11240元，铁路为5622元，分别比武汉高23%、105%和55%，这是投资者不能不考虑的。

　　产业配套能力不强、高端人才缺乏，也限制了重庆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能力。

　　现实和对比当中，紧迫感油然而生。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