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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专家
王崇举重庆工商大学校长、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王振 上海社科院长三角联合研究中心秘书长
重庆日报：去年底，长三角合作进一步深化，由原有16个城市扩充为两省一市。相较之下，西部地区区域合作相对滞后。这种反差背后有什么深层次原因？
王崇举：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中心城市，产业起步早、发展速度快，当城市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受土地资源、产业布局、城市规划等因素的影响，会形成“溢出效应”，产业向周边二级城市转移。二级城市发展后，产业又会向周边区县“溢出”。“溢出效应”推动了整个区域内的经济社会融合。尽管重庆主城产业也在向周边“溢出”，但速度远不及长三角地区，区域合作推进速度也受一定影响。
同时，重庆等西部地区，从政府到企业，对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认识还有待提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增强开放意识。
王振：一个区域经济合作搞得好与坏，和当地市场发育程度有着很大关系。相比于西部，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的市场发育较早，市场经济更加健全与完善。在相对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各种要素、商品自由流通，区域合作开展得就会好。
重庆日报：谈到区域合作，人们往往提到行政界限、市场壁垒，出现这些障碍的根源何在？提出长三角概念之初，两省一市是否也遭遇这种困惑，是如何消除的？
王崇举：中国的财税按省市分割，这不太有利于企业跨省市发展，很容易形成市场壁垒。因为从表象来看，地方保护主义会给一省一地带来短期好处，把财政收入留在当地。同时，政府正处于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的过渡期，一些地方政府仍过多介入市场，愿意看到外地企业进入，而不愿本地企业“走出去”，为此不惜设置壁垒，这限制了区域合作。
王振：长三角建设之初，自然也面临这些问题。不过，长三角有一个独特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程度比较深，外资、民营资本势力比较强。跨国公司、大的民营企业在投资时，一般不会只停留于一地，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跨省市投资很多。
这就冲掉了地方政府设置的行政壁垒。于是，就出现一种独特现象，即长三角两省一市的政府跟着市场跑。发展经济必须服务市场主体，而市场主体跨越了省市界限，政府也只能逐步消除壁垒，加强合作。
简言之，市场力量越强大，壁垒就越少。当然，即使到现在，长三角地区仍未完全消除行政壁垒，尤其是在政府控制资源的领域，行政壁垒依然存在。
重庆日报：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推动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政府应如何处理与市场的关系呢？
王振：政府越少介入市场，壁垒就越少。政府应从更多领域退出来，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实现商品、要素的自由流通。而政府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发展环境的改善和市场秩序的完善，以及市场风险的预防。
王崇举：这还包含着一个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越是发达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越弱。政府应进一步认清身份，放手让企业按经济规律和市场需求来发展。
重庆日报：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内陆开放，对加强区域合作也提出新要求，重庆等西部地区应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区域合作的步伐呢？
王崇举：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重庆是国内具有得天独厚条件的较少城市之一，被认为是西部的“桥头堡”，最被看好的经济中心城市，工业基础雄厚，交通四通八达，城市充满活力，行政体制扁平。而且，包括重庆在内的西部地区，经历多年发展后，已经感到实质性推动区域合作的必要，也有这方面的强烈意愿。
重庆应顺势而上，一方面为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做好充分准备，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另一方面，鼓励企业“走出去”，向市外、国外发展，在更大区域内构筑大集团，形成产业集群。
王振：重庆还应充分认识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长三角之所以不断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感受到了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的强大压力，从而产生合作的内在动力。西部地区，当前也感受到东部地区发展的压力，应该将这种压力变成动力。
其次，地方官员应该更多从国家层面思考问题，不能把执政的地方当成“自留地”，要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企业界、专家学者、行业协会等民间力量的作用，深入研究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把建议意见反馈给政府部门，形成一个各界参与的合力。
而地方政府，应该积极维护市场秩序，建立并完善制度规划和市场规则，并与市场主体一起严格遵守。当然，中央政府也应该进一步健全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准和制度规划，不能让各地各搞一套。
一个区域经济合作搞得好与坏，和当地市场发育程度有着很大关系。相比于西部，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的市场发育较早，市场经济更加健全与完善。
重庆应顺势而上，一方面为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做好充分准备，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另一方面，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更大区域内构筑大集团，形成产业集群。
加强区域合作，图谋更大发展，重庆应顺势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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