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因素干扰文物保护

　　通常情况下，建筑文物在划定等级后，会根据情况划取一定区域为“文物保护区”。保护区内的道路、树木等物皆属文物部门管辖范围。但事实上，重庆不少抗战遗址的“文物保护区”都被不同程度地侵占，这种现象在主城区尤为突出。如宋庆龄旧居陈列馆属于市级文物，周边建筑与之相邻距离必须大于9米，但实际上宋庆龄旧居陈列馆与周围的建筑距离多处都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周边环境与之不协调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

　　为何会造成这一现状？张荣祥说，这是文物整体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存在矛盾造成的。长期以来，经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宋庆龄旧居陈列馆旁不少建筑都是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文物部门很难抵御其他部门的干扰。

　　此外，长期困扰抗战文物及其环境保护的因素还有两个方面：一是认识问题，由于历史原因，确立一个遗址是否为“抗战文物”被错误地与“为谁树碑立传”挂上了钩，文物部门在确定文物时难以合理定夺；二是保护经费缺乏统筹渠道。一些文物属于产权单位，一些文物属于文管部门，一些文物属于当地政府，这便造成文物保护得是否妥当，取决于产权单位的经济条件。

　　张荣祥说，抗战精神是重庆城市个性的体现，是重庆的“文脉”，这一点已经被专家学者和政府所认识。重庆直辖之后，历任书记、市长都对抗战文物的保护作出过批示。历年的各级“两会”，都有专家学者提出对重庆抗战文物保护的建议、提案、议案，对保护抗战文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战遗址应作整体包装

　　张荣祥所说的这些专家学者中，九三学社万州区委专职副主委凌之泽就是态度非常积极的一位。今年重庆两会，由他起草的《关于打造“二战远东战区遗址”品牌，加速重庆国际化进程的建议》由九三学社重庆市委提交市政协。

　　凌之泽的建议具体为：将重庆“黄山陪都遗址”更名为“二战远东战区遗址”。以该遗址为核心，将南山地区命名为“重庆世界和平公园”。修建二战纪念馆作为公园主体工程，将“重庆大轰炸遗址”等资源适当集中于公园内。根据史料，在公园中浓缩复制出二战时的重庆重要街景和二战中远东战区的重大事件发生地。此外，还应当做好较场口重庆大轰炸遗址等二战知名遗址的资源整合，尽快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升品牌的含金量。

　　凌之泽在接受时代信报采访时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最残酷的战争，重庆作为抗战期间中国的首都，是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最高统帅部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力抗击法西斯的精神堡垒。二战期间，重庆与伦敦作为盟军的两个战略核心，都遭遇了法西斯的残酷轰炸。重庆是全国遗存抗战遗址最多的城市。

　　相对于其他建筑文物，重庆的抗战文物具有更深层的价值。如果能够进行整体包装，它将成为重庆城市发展的助推器，其品牌价值在目前重庆的所有资源中无与伦比。

　　但是，重庆抗战遗址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抗战遗址文物分散，其保护缺乏整体性。虽然“红岩联线”“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已经整合了部分抗战遗址，但它们整合的抗战遗址数量还很少，更多的抗战遗址不是被拆毁，就是孤零零地分布于重庆各地，保护成本高，又难以集中形成文化基础。

　　凌之泽认为，“二战远东战区遗址”是重庆最大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源。通过对“二战远东战区遗址”这个世界级品牌的打造，规划建设重庆世界和平公园，把重庆打造成为世界和平之都，以实物和史料把重庆对世界所作贡献充分展示出来，供全世界人民纪念、参观，这必将对未来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