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加耕：青春万岁，无怨无悔

　　“那时的农村穷死了”

　　请董大哥来重庆并不容易。之前，董加耕曾向本次活动组织者之一的潘正国表示：“可不可以不去？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些往事就不要提了。”

　　为此，潘正国和另一个组织者———当年云南兵团知青大返城请愿活动组织者丁惠民一再邀请：“董大哥，天下知青是一家。你来重庆，实际上就是参加一个全国知青的世纪大联谊。”

　　最终董加耕在犹豫中答应了邀请。在和记者的交谈中，他谈得最多的就是“那时的农村穷死了”：

　　“我家当时在全村最穷。100多户人的村庄里面，我们家是唯一的茅草房，吃饭有时候都成问题。1953年，我考镇上的高小时，父亲就不同意，为什么？我去读书了，家里面就少了一个劳力，农活就少一个人做，少挣了公分，就更穷了。”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都在经历特大自然灾害。一次，我母亲不小心把能照得见人影的一碗米汤洒了，竟不顾一切地趴在地上，用舌头舔了又舔。这些让我揪心不已。我既然读了高中，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就有责任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家乡的面貌。”

　　说起当年自愿回农村当农民的激情，董加耕滔滔不绝。在那个年代，一名新中国培养的高中毕业生，应该算是非常稀罕的“高级知识分子”了。

　　“我是一支盐蒿”

　　与很多中国人的命运一样，在文革期间，董加耕也遭遇过红卫兵审查和批斗，“最恼火的一次，被罚站八天八夜，腿肿得有茶瓶那么粗”。最长的一次审查，持续期长达3年，回家后，他竟然不知道自己走之后出生的小孩是男是女。

　　审查结束后，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关心下，他当过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大会执行主席，第九届团中央委员，第十届团中央筹备组副组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

　　“那些事，都过去了了。”董加耕摆摆手说，“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认为那是对我的考验。有的人比我的遭遇还惨，比我的命运还要跌宕。有什么呢？都过去了。反正，我还是那句话，青春万岁，无怨无悔！”

　　“对那段岁月你没有一点感触？”记者追问。董加耕沉默着想了想，拿起笔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是一支盐蒿———一种生长在黄海滩涂边生命力极强的灌木植物，涨潮时淹得要死，退潮时干的要死。最终没有死。逢到雨水丰盛，会长得更旺盛。

　　写完后，董加耕反问记者，“你是怎么看那段历史的呢？”没等记者回答，他自言自语地说，“涨潮退潮都是要死，可我有理想，没死成。现在好多了，我这么老了不是还在为农村做事情吗？”

　　说完，他又摆了摆手，再也不愿意回忆过去和发表看法。

　　“这就是理想的延续”

　　几十年前，因为各种各样的背景，2500万左右的知青怀着激情和理想来到农村，洒下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直到1978年，绝大部分知识青年回到城市。

　　然而，30年后，2008年，中组部等有关部门联合发布的一份文件再次引发世人关注：从今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为新农村建设培养骨干力量。

　　“这就是我当年理想的延续。”对这项决定，董加耕想了想说：“中国农村从来都缺少有知识的青年，当年我不读大学回家务农，也就是想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改变乡村的贫困面貌。现在，中国广大农村仍需要有知识有理性的青年去改变，特别是西部地区。”

　　他表示，现在的知识青年下农村，还是应抱有“当时我们下乡时的理想和热情，真正对农民、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不是去镀金，也不是去观光，而是踏踏实实地改变落后的面貌。这既是物质的改变，更是用自己的知识改变农村农民的精神面貌”。

　　不过，他对现在的农村有些担忧：以前的农村乡情淳朴，但农民的生活非常苦；现在，农民不用担心温饱问题，但是更多的人都盯着钱。年轻一代普遍缺乏当时知青那种乐于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孝悌”二字也不那么神圣，“有些人，连孝顺父母都不知道了”。

　　记者要离开的时候，董加耕抚着自己花白的头发，似乎陷入沉思：“作为老知青，不管如何评价过去的历史，但我一直记着一句话———青春万岁。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但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需要温家宝总理说的仰望星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