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在中国岁时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时令节气，又是民俗大节(曾经“大如年”的冬至本也具有双重意义，可惜如今已赋式微)，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今又届清明，并且国家已将其纳入法定假日，意在重视民俗节日，我们对清明节的民俗仪式与民俗活动自应有个粗略的了解。

　　作为时令标志，清明在冬至后一百零七日、春分后十五日，公历的4月5日前后。

　　其得名的因由，《淮南子·天文训》、《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都有解说。大意是说“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因此人们便称这一节气启始之日为清明。

　　唐以前，清明只是节气，此前一、二日的寒食才是节日。二者的主题大不相同，寒食是怀旧悼亡，清明是求新护生，意在指导农事，故有谚云：“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清明作为民俗节日，始于唐宋。中国人历来讲究报本思源，慎终追远，特别重视祖先祭祀，远自上古即有四时祭仪。不过，当时只有宗庙祭祀，尚无墓祭的礼俗。墓祭是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的，且仅限于有社会地位的人家。直到唐代，墓祭才扩展到了整个社会，故唐玄宗特为下诏曰：“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旧唐书·玄宗纪》)

　　不过，起初承载墓祭的民俗节日，乃是寒食节。由于寒食节与清明相连，节俗也与清明有联系，寒食禁火，清明取火，唐人便将寒食清明并称。加之，寒食节禁火，举行墓祭只能把钱纸插挂在墓地或墓树之上，甚至只能压在坟头。对此，唐人便提出质疑：“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见王建诗)又由于清明本是钻取新火的日子，“神前新火一炉香”，自然有它的灵应，于是，墓祭便由寒食延展到了清明。因此，每逢清明“田野道路，士女遍满，卑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柳宗元《与许京兆书》)。

　　由于寒食与清明的合一，清明便由单纯的时令节气而兼为民俗节日了。从节俗意义上说，也许唐代清明尚逊于寒食，那么，到了宋代则已完成了对于寒食的取代，除了禁火冷食仍是寒食节的特有节俗外，清明已承担了原属寒食节的其他功能。

　　明清时期，清明仍然具有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但其节俗意义已经更强，更浓烈。

　　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分为人、鬼、神三类，清明、中元、十月朔日，皆属于鬼节一类。“鬼”即“归”，并无现代的贬义，只是说人死后回到原来的地方。有意思的是，中国人把鬼分为家鬼与野鬼，清明节是祭祀家鬼即祖先的节日，中元、十月朔日则是祭祀野鬼即游魂的节日。家鬼、野鬼都分别有节日祭祀，足见中国人是颇讲究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

　　清明节既是专门祭祀祖先的节日，祭祖，包括庙祭与墓祭以表达孝思，便成了清明节的中心节俗。

　　庙祭即宗庙祭祀，也就是后世的祠堂祭祀，有的地方径称“清明会”，或“吃清明”。祠堂祭祀的程序，就是宗族共聚祭祖，仪式结束后由族长主持共商族内大事，申诫族法、族规，然后会餐聚饮，分享祖宗福泽。有的地方，清明会聚餐实行按房分桌，一房一桌，房下人丁兴旺的座位不够，就站在桌角挤着吃，但却高高兴兴；房下人丁不旺的，一桌只有一人或三两人，宽松虽宽松，却吃得眼泪汪汪。因为古人讲究“无后为大”，这样分桌，便寓有劝、诫之意。

　　墓祭就是上坟扫墓，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挂纸烧钱，表示后人给先人送来了费用，以示孝敬。挂纸，本是寒食节墓祭的民俗仪式，由于民间习俗一旦形成，往往就会成为一种特定的传统，所以唐以后墓祭插挂纸钱仍与焚化纸钱并存。上坟扫墓的另一项仪式是培修坟墓，也就是或修整坟墓，或培添新土，或清除杂草。清明节在谷雨之前，人们利用这一时机清整墓园，既保全了先人，又表达了孝心。

　　由于有了这样的节俗仪式，祠堂和墓地便成为生命之根与感情之结，所以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牵挂着故园庐墓。

　　当然，一定的制约性民俗，也是民俗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例如“清明不祭祖，死了变猪狗”、“但有陇土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有后人，挂清明，无后人，一光坟”之类的俗谚，便具有制约性，无疑能给试图不履行祭祖义务的人一种压力与告诫。

　　除了祭祖一类民俗仪式之外，清明节还有踏青、戴柳、斗鸡、蹴鞠、拔河、荡秋千、放风筝、作假花、赠画蛋等一系列顺应时气、驱邪避鬼、护佑生灵、敦亲睦族的节俗。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便是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东京汴梁清明时节，从郊外到城里“花光满路、箫鼓喧天”的盛况以及宋代清明上坟、探亲、游春、宴会、大商店搭彩牌坊的各种节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