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窗，深圳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景观。

2008年3月8日，深圳街头，邓小平画像。

　　从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到平息“姓社姓资”的争论，再到今天作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深圳28年的特区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的发展史。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发展节点，都经历了思想解放的阵痛与艰难，也因此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如今，面对发展中的新挑战，这座改革先锋城市再次拿起思想解放的武器，并把追赶的目标瞄准世界先进城市———

　　记者 张雪峰 胡顺涛

　　改革开放30年，深圳靠“三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从南海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

　　具备一定经济总量，占据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位置后，深圳发展进入“平台期”，特区不再特殊，优惠政策越来越少，发展速度趋缓，各种问题胶着。而全国各地百舸争流，突飞猛进，深圳如果不能有新的突破，将会丧失排头兵位置，这是深圳人清醒的认识。

　　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以综合改革突破发展瓶颈，成为深圳新的选择。

　　两次思想解放，深圳“杀出一条血路”

　　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宝安县这个名字，30年前它改名为深圳。

　　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10年浩劫让这个渔村小城经济濒临崩溃，思想上依然笼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雾中。

　　方苞，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据他回忆，渔民为求吃饱饭，纷纷冒险爬过边防铁丝网到香港谋生，致使宝安的土地大量撂荒。当时渔民留在宝安，一天收入不到1元，在香港却能挣到60多元。“向饥饿的群众谈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方苞说，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但是，当时的中国尚未摆脱“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如何才能发展经济，让农民吃饱饭？隔在宝安和香港之间的“铁丝网”能否打开？趁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视察宝安，方苞特意询问：香港的废品“捡回来算不算走私”？习仲勋说不算。于是，宝安在边境打开了一道门，允许老百姓到香港谋生。不过，这仍属于基层自发的冒险行为。

　　之后，广东省不断向中央汇报，建议搞特区试验。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一政策的效应很快在深圳体现出来。1979年，宝安正式更名为深圳，并于1980年成为经济特区。

　　方苞回忆说，当时中央没有钱，但要深圳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来”。而当时的深圳缺乏资金、技术、人才，便开始探索一条没有先例可循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大胆实行对外开放，吸引香港资金，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数年后，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繁华城市，特区充满活力，但争议也随之而来。

　　随着改革深入，深圳在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开放边境后走私问题越来越严重，市场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一些人甚至开始担心特区会“变色”。同时，深圳总的指导思想也不明确，对发展路径是外向、内向还是双向，尚没有统一意见。

　　争议之中，1985年，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空降”深圳。“当时深圳内外交困”，他回忆说，由于中央并未给深圳多少资金支持，许多企业搞短平快项目，进口一些商品卖给内地，致使舆论认为深圳的发展是赚内地的钱，靠“输血”来维持。

　　“迫于压力停止改革，特区建设将半途而废”，李灏说，深圳没有退缩，反而顶住压力，把改革步伐迈得更大。几年里，深圳借鉴香港做法，先后推进土地、股票市场、外汇制度等改革。

　　这在当时中国都是新生事物，也突破了一些禁区，外界对特区姓“资”的非议更多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甚至有人强烈建议中央停止特区试验。

　　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

　　“尽管争议很大，但深圳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们一直在坚持，反复强调解放思想”，李灏回忆说，当时深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止。

　　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当谈到股票市场时，邓小平说：“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邓小平鼓励深圳的改革者放开手脚。同时，他还就“姓社姓资”问题明确表态，“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就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争论平息了，思想的迷雾也被拨开，改革热情彻底释放。

　　一次次解放思想，一次次突破，让深圳在短短28年间，完成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2007年，深圳全市生产总值达到6765亿元，位居全国城市第四，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目前，在国内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深圳长期位居前列，与上海、北京、广州等全国大型中心城市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