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记者颜安

　　本次培训邀请的卢进勇、曲建和史晋川3位国内知名经济学专家，以贴近重庆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的主题进行了演讲。虽然他们的报告业已“曲终人散”，但3位学者对重庆，以及自己的“学生”还有话要说。

　　经济腾飞命系国际视野

　　“重庆大发展的机会来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卢进勇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算上这次为厅级干部所作的国际投资报告，3年内，他已经先后5次来到重庆。他认为，在确定了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内陆保税港区等崭新发展思路之后，重庆开办这个培训班显得特别有必要。

　　他表示，与落后地区相比，发达地区可能有区位、政策、基础、资源等优势，但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两个轮子，一是市场，二是政府，而领导干部便是政府经济发展的核心人物。”通过培训，一可以充实领导干部的经济知识；二可以拓展视野，使他们了解各个领域的情况；三则锤炼开放意识，使其在抓经济工作时更有胆略与思路。“只要有了思路和方案，就可以整合区外甚至国外资源，进行重组和优化。”

　　课堂上干部过于“老实”

　　曾为全国28个省市地区干部作报告的卢进勇，对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及干部思想状况都曾“耳濡目染”。他认为，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步伐非常有力，但客观来讲，重庆干部的开放意识和金融、投资等现代经济知识还有待提高。

　　“这两个原因，导致重庆干部在课堂上显得有些‘老实’。”从上课情况看，在沿海地区讲学时，他的一盒名片常常被要光，并且在省政府组织的报告完毕后，一些地级市甚至县经常会邀请他作一些后续的、更具针对性的报告。而重庆干部则不然，课下几乎不交换名片，也不提什么问题，同时他先后几次在重庆讲学，却从未有类似的后续报告出现，“这是不是说明重庆干部的学习态度和开放意识还不够呢？”

　　机构变革应首当其冲

　　卢进勇感觉，作为一个直辖市，重庆在部分机构设置上反而比一些地区慢一二拍，这不利于发展经济。

　　“比如，经委和商委实际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在中央早已取消或合并，而重庆却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他举例道，要使经济提速，首先应在政府机构设置上作出改革，使商委与外经贸委合并，使内外贸统一，打通内外市场，并使经委有关职能进入发改委和国资委。

　　同时，全国约有15个省市成立了投资促进或招商引资机构，且已有遍地开花之势，重庆在这方面也不能太“落伍”，在经济大发展之时，重庆还是应成立一个统管全市招商的机构，名字可叫做投资促进局或招商局。

　　思想解放还需走得更远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曲建说，扩大开放，建设开放型经济与解放思想是一体的。经济发展有多个推动力，其中之一就是制度创新。但这种制度创新又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密不可分，如果头脑里抱定的是一种守旧的思想，那这个地区自主创新的动力就不强，而通过自主创新所创造的价值就不高，因此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应当首先解放思想———向制度要效益，向制度要发展。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则认为，和直辖前相比，重庆经济有了很大提高，但和浙江等发达地区相比，重庆经济发展又显得有些缓慢。他举例说，1997年重庆GDP是1800亿元，2007年是4000亿元；浙江2002年GDP总量为8000亿元，而2007年就飞速增长为18000亿元。

　　“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对内开放，重庆领导干部的思想还需走得更远一点。”他建议，充分尊重最基层老百姓的创业和创新精神，为他们的创业创新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他们会主动了解社会需求、配置资源、获取利润，经济也就随之而上。”

　　上海破解与国际惯例不接轨难题

　　今年4月，适逢内地首批外资银行法人化一周年。上海作为首批外资银行法人化的主要集聚地，外资银行的集聚效应使得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辐射作用更加突出。

　　外资法人银行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面临着发展瓶颈。荷兰银行(中国)上海分行陈行长表示，他们对在内地拓展市场、发展业务很有兴趣。但目前制约业务发展的“瓶颈”在于母公司的整体优势难以发挥。比如，荷兰集团金融产品工程师、信贷专家、风险管理高手都不在上海，不是他们不愿意来，而是上海的税收“门槛”太高，制约了国际金融人才落户上海。

　　上海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在总结外资法人银行注册上海一年间，给上海金融业、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创新、金融人才集聚所带来的可喜变化后指出：上海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还远远不够，目前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仅占我国金融业总资产的2%，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讲，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都具有广阔的空间。方星海认为：国家安全不等于金融安全，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更不涉及中国的金融安全，金融市场份额的多少不会危及一国的金融安全。方星海指出：党的“十七大”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当前上海金融业的解放思想，解放什么？他认为就是要在参与国际竞争的格局下，破解现行体制与国际惯例不接轨的难题。

　　天津在寻找差距中把握机遇

　　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两年，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效应初显。对于这份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天津有着清醒的认识。

　　3月，天津大礼堂剧场，天津市委召开了一个有2000人参加的“解放思想、干事创业、科学发展”的动员大会，这次会议的不同寻常在于“讲差距”。天津市委要求全体干部在比学先进、查找差距中解放思想。

　　记者走访滨海新区，亲身感受到了会议上传导过来的讯息，谈得最多的不是成就，而是怎样进一步增强发展的“使命感、紧迫感、危机感”：与深圳比，面积比滨海新区小300多平方公里，经济总量却是滨海新区的2.8倍；与浦东比，面积是滨海新区的1/4，单位面积所产生的效益却是滨海新区的4倍多；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化城市更是滨海新区努力的目标。

　　“当好科学发展的排头兵，首先要成为解放思想的排头兵。思想解放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开发开放的水平和速度，决定着滨海新区的前途和命运。”谈到这一问题时，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苟利军显得非常严肃。

　　湖南从自我束缚中不断解放

　　“湖南地处内陆，不能为内陆意识所缚；位居中部，不能甘居中游。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树立国际视野，加快富民强省的步伐。”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号召全省进一步解放思想，强调“解放思想是湖南加快富民强省的一大法宝”。

　　尽管2007年，湖南国民生产总值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但张春贤还是觉得发展速度慢了。

　　“湖南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从根本看就是解放思想上的差距。”张春贤表示，湖南存在的问题也与解放思想不彻底密切相关。他提出，解放思想是加快富民强省的一大法宝，湖南要紧抓改革开放30周年的契机，继续解放思想。

　　中国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浪潮已经袭来，在这个浪潮中，各地政府纷纷针对自身发展的“短板”，提出了改革的方向，这些思路，无疑对重庆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

　　信报记者张小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