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工业园区行政中心夜景

金鸡湖畔的艺术中心

　　记者王海达

　　14年前，苏州城东的金鸡湖畔，还是一片“烂地泥塘路草荒，空房宿鸟鼠嚣张”的荒地。除了茭白、莲藕，几乎再没有别的出产。

　　14年后的今天，在这片荒地上崛起的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为名扬全球的高新技术产品跨国研发、制造基地———以中国十万分之三不到的土地，汇集了超过3100家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形成了半导体、光电、汽车及航空零部件等三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每年创造的IT和IC产值约占全国的3%和16%。

　　一个没有机场、没有海港，在人们印象中总与评弹、园林、文人诗赋相伴的古老城市，缘何能在短短十余年间，建起这样一个令世界刮目的现代化工业园区？

　　这一切，是苏州人解放思想、冲破传统思维模式禁锢、勇于借鉴、善于创新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将来自新加坡的先进经验“比新加坡还新加坡”(新加坡人的评价)地移植到苏州工业园区，使园区真正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对外开放的窗口”；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全球产业分工、跨国产业转移的关键节点，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思路和坐标，向更高层次的目标学习、借鉴并与之竞争，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排。

　　思想大冲撞“轻商”变“亲商”

　　1994年2月，中国与新加坡政府在京签署协议，共同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

　　这一协议的签署，源于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对新加坡发展、管理经验的高度评价，出自“新加坡的设计师”李光耀在中国克隆一个裕廊工业园的设想。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寻找一条新路径、树立一个“新标杆”，则是当时中国的决策者们将其从设想转为现实的源动力。

　　高层的关注，“试验田”的定位，注定了苏州工业园区在被赋予当时国内开发区所能拥有的最高权限、最多优惠政策的同时，还肩负了一项特殊的“国家使命”：借鉴创新，青出于蓝。

　　不过，在1990年之初的中国，借鉴外国经验并不像今天的人们所理解的那么简单。且不论当时人们心里对不同体制的顾忌，单是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工作思路、管理方式上的差异，便已给分别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区拓荒者们设置了重重阻碍。

　　1995年，新加坡方面主管向苏州输入该国经验的林瑞生首次在园区开课培训时，提到了“亲商”一词。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场学员中竟有不少人将“亲商”记成了“轻商”———传袭了几千年的“重农轻商”思想，便以这样的方式展示出其强大惯性。

　　“商人重利”、“无奸不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商人这个角色虽不可或缺，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在“义”的对立面。改革开放10余年后，虽然已有大批外商、外资涌入国门，并使不少地区、城市、工厂从当初的困顿走向繁荣，但在不少人乃至决策层人士看来，这只不过是外商在华大桶“掘金”的副产品，没必要把他们当恩人，更犯不着对占了大便宜的他们“摧眉折腰”。

　　但是，新加坡因一以贯之的亲商理念，从东南亚小国一跃而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范例，却让园区人不得不重新考量亲商和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当时苏州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实力，单靠自身力量，显然难以实现本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回忆当时的情形，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陈楚九主任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借助外力、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来做大做强自己，看来是惟一的选择。在这一点上，以亲商理念引进大批国际投资项目的新加坡无疑是做得最成功的。

　　“亲商”与“轻商”的一字之差，让园区决策者明白了挣脱传统思维禁锢的重要性，以及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只有毫不走样地移植新加坡先进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管理经验，苏州工业园区才能在一张白纸上写出锦绣文章，才能让中央高层设立这片“试验田”的初衷得以彻底实现。

　　实践不争论借鉴不走样

　　“毫不走样”说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

　　14年前的苏州工业园区所在地，是一片遍布泥塘、沼泽和芦苇荡的农田。在规划平基时，新加坡工程人员提出，园区地平线应该按抵御百年一遇洪水的标准填高95厘米。为此，需要炸掉苏州城西两座小山包、掏出金鸡湖里的淤泥充作土方。

　　“有必要花那冤枉钱吗？”不少中方人员对此却不以为然。

　　他们算了一笔账：这样做的话，每平方米平基成本将超过1美元；而按照国内搞开发建设最流行的“填平补齐法”，只需填平坑凼、加些围堰，楼房公路一样能修起来，成本却只需要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在本来资金就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能省则省吧。

　　虽然最后在新加坡人的坚持下，平基工程还是按新方方案进行，但不少人内心并没有想通。

　　直到1998年。那一年，长江爆发全流域特大洪水，紧邻太湖的苏州自然也受到波及。然而，在苏州工业园区，房屋、设备、道路却历劫不损，生产、生活一如往常。

　　园区人服了，同时也深切体会到超前思维、长远规划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如果说，这次经历教会了园区人什么叫可持续发展，那么，同样借鉴自新加坡的一站式服务，则从根本上引发了园区决策者对旧有行政体制的反思，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职能、角色大转变。

　　1995年，苏州工业园区从新加坡裕廊工业园“搬”来一站式服务模式，由各职能局分别派员驻守服务中心窗口受理审批申请。然而由于窗口只能接件无权审批，随着企业和投资者数量增加，服务中心越来越像“收发室”，并因效率低下被客商批评。

　　同样的机构，在裕廊功效奇佳，为什么到了苏州就成了淮北之枳？

　　多次赴新作专题调研后，园区决策者找到了症结所在：裕廊服务中心拥有独立审批权，而园区却没有。

　　这无疑是个在当时的中国最为难解的结：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生存，使“政府即管理”、“政府即公章”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在人们看来，无论是行政管理部门还是职能管理部门，要保持权威性就必须手握权柄。如果将审批权下放，官就不再是官，今后说话也就再没人听从。

　　尽管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但园区决策者最终还是作出了这样的抉择：既然已经开始义无反顾地借鉴新加坡经验，“官本位”再难破也要破，权限再难放也得放，否则，此前所作的所有探索和努力都将因此半途而废。

　　“下放权限的确会削弱管委会的权力，但从园区发展角度看，却能有效提高园区行政透明度和服务效率，降低企业商务成本。与此同时，各职能部门也将因此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抽身，得以腾出更多时间、精力去考虑整个园区的发展方向，去考虑如何为企业提供更全面、更到位的服务。”对发生在世纪之初的那次艰难抉择，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姚文蕾至今记忆犹新。

　　2002年初，园区管委会毅然决定，将一站式服务中心从组合式窗口机构升级为直属独立事业单位，同时将园区各职能部门几乎所有行政审批权限下放，全权“外包”给一站式服务中心。

　　定位随时势观念日日新

　　借鉴自新加坡的超前规划和高标准基建，使苏州工业园区的投资硬件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高处。围绕亲商理念打造的服务性政府，则使苏州工业园区拥有了极高的运转效率和上佳口碑。

　　然而，新的考验又接踵而至。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承接跨国产业转移的大潮再度在神州大地掀起。与10年前的那次不同，这一次境外企业投资中国的热点，已开始由沿海，扩展到资源更丰富、成本更低廉、政策更优惠的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这一切，对凭借招商引资、出口加工贸易崛起的苏州工业园区来说，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以前靠良好的服务、低廉的成本来吸引外资，今后我们还能靠什么？”园区决策者感受到了燃眉之急。

　　来自外界的“搞出口加工贸易是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评价，更让他们意识到，园区的定位和目标，已经到了“升级换代”的紧要关头。在日益开放的市场和日益激烈的竞争面前，只有提前找到自己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新坐标，抢占产业价值链的最高点，园区才能继续立于不败之地。

　　怎么办？借鉴。

　　向谁借鉴？向代表着世界产业经济最新潮流、站在产业价值链最高端的那些地区、工业园和企业借鉴。

　　这一次，园区决策者没有任何迟疑。

　　于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新世界经济棋局中的领先者———搞IT研发的美国硅谷、搞服务外包的印度班加罗尔、搞高科技孵化的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均被列入苏州工业园区最新的借鉴花名册。与之前的借鉴新加坡不同，这一次，他们的借鉴方式不再只是单纯的师徒授受，而是在学习中竞争，在竞争中学习。

　　“经过这么多年的增长，我们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竞争能力，借鉴的重点也要相应地变成如何将开放型经济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结合，如何将开放型经济跟发展现代服务业结合。”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马明龙说。

　　苏州感言

　　虚心和坚持

　　王海达

　　苏州工业园区是个很有趣的地方。一边是有2500多年历史的姑苏古城，一边是上世纪80年代从“偷偷摸摸”起步，最终干出了大名声的昆山。

　　夹在古老评弹和外向型经济之间的苏州工业园区，从一片沼泽地、芦苇荡摇身一变，成为国内乃至全球闻名的高新技术制造、研发基地，只用了短短10余年。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奇迹？官方答案是“借鉴新加坡经验”，园区人自己的说法则是：天上掉下个好老师，不学出点名堂来不像话。

　　话虽如此，在好老师刚刚“从天而降”的时候，园区人其实并不很清楚如何去学，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学得像、学得好。但是，既然老师在那儿，目标在那儿，用他们的话说———机会在那儿，于是，不纠缠于“中学”、“西学”的体用之争，一门心思学经验，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

　　但是，别人的经验看似一说就透，学起来却还有个大关卡要过，即怎么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在这个问题上，园区人的态度很坚决：先做起来，错了再学，然后再改过就是。

　　于是，有了从“填平补齐”到“超前规划”的思路统一，有了从“收发室”到审批中心的大胆放权，有了纷至沓来的投资者，也因此有了足够的检验学习成果、试验并积累经验的对象。再往后，“上门推销”成了精明审慎的“择商引资”，大进大出的“苏州制造”变成了“苏州创造”，苏州工业园区从学别人变成了被别人学。

　　当学生难不难？难。难在哪儿？一以贯之的虚心，一以贯之的把事儿做成的坚持。园区人说。

　　相关链接

　　姑苏城外“洋苏州”

　　玄妙观在姑苏古城的中心地带。观前有条步行街，两边尽是白墙黑瓦的仿古建筑。

　　从玄妙观出发往东有个金鸡湖，湖畔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所在。虽然相隔不过10公里，但这里的景致已然与玄妙观大相径庭———宽敞的柏油马路，三五成群的小区住宅、写字楼，绵延数公里的草坪，散布于湖岸的一座座城市雕塑、展馆，一幢紧挨一幢的悬着世界500强企业、跨国公司LOGO(标志)的标准厂房。

　　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这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个开放型经济园区。苏州人习惯叫它：“洋苏州”。

　　洋苏州

　　园区的“洋”，大致有三：洋背景，洋产业，洋观念。

　　洋背景，指的是园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和新加坡政府间合作的产物。在园区14年的发展历程中，来自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公共管理等一整套经验，也使这里显得洋气十足。

　　新加坡的成功始于参与国际分工，园区的产业也是一开始就和外资有着天然的渊源。这洋产业的形成也有新加坡很大的功劳：第一批进驻园区的14家外资企业几乎全是新加坡方面代为穿针引线，而园区人从新加坡学到的招商第一招，是被称为“上门敲砖”式的推销：您相信新加坡的投资潜力吗？现在苏州也有了一个“新加坡”，而且投资成本更低，有兴趣看看吗？

　　有了洋背景、洋产业，洋观念在园区的出现显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道理很简单：如果老惦记着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老守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框，搞招商的怎么和洋老板谈得拢？搞管理的又怎么让洋企业安得了心？

　　双面绣

　　古色古香的姑苏城，洋气十足的园区，一东一西，肩并着肩。

　　有些人觉得，这样的搭配有点突兀；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样其实很苏州，因为名闻遐迩的苏绣中本就有一种技法，叫做“双面绣”。

　　洋苏州也有自己的“双面绣”：一面是GDP产业区，另一面是人居生态城；一面是加工贸易的制造区，另一面是自主创新的集结地。

　　这里不搞“摊大饼”式的开发，路上没有窨井盖和“补疤”，水管、气管、电缆、网线直到排污、排水通道，十年前就已经被埋在地下。这里的招商从来不是“有啥吃啥”，项目产值、利润、税收再高，只要是碰了环评的“红线”———对不起，红牌伺候。

　　所以，这里的房价哪怕街对面就是工厂，一样能卖到一平方米两万元，“前辈”园区“白天车水马龙、晚上杳无人烟”的场景，在这里从未出现。

　　这里的官员也讲GDP，但最关心的话题是“既长骨头又长肉”。加工贸易企业在这里能安且富，科技企业、创新企业在这里则被捧成“香饽饽”：只要有技术、有潜力，风投、贷款要啥给啥。

　　观点集纳

　　在新城建设中，要考虑到城市发展要素和人居要素；在规划时，要考虑到生产特点，更要兼顾生活特点。

　　今天我们借鉴新加坡经验，主要是借鉴如何把开放型经济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结合在一起，如何把开放型经济跟发展服务业结合起来，同时更加注重于城市功能的提升和城市环境的改善。同时，我们也跟新加坡进行相应的互动，双方在互动中，在竞争与合作中，共同成长和发展。

　　———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马明龙

　　苏州的发展，不是依靠上面给我什么政策，不是等待什么机会上门，而是自己创造机遇，营造抢抓机遇的环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各地的机遇意识都在强化，这个时候光靠抢抓不行了，就要有意识地去培育营造机遇的环境，就像我们常说的，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解放思想也要与时俱进，各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思想解放的内涵。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重点在于破除一大二公，在于怎样看待乡镇工业、民营经济、个体私营经济。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时候，解放思想重点在于政府体制、政府公务人员思想观念的变更。原来机关干部可以朝南坐，现在外资进来了就得实现角色转变，主动到一线去为外商服务，建立以亲商为主的理念……最近两年苏州推进小康建设当中，解放思想的重点是增强忧患意识，看到发展中面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主动地去加以克服。

　　———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陈楚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