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清华科技园，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摇篮”。

　　在共和国的改革发展历程中，有两个“村”注定要永载史册：

　　一个是安徽凤阳小岗村———1978年，几个勇敢的农民大胆试行土地“包产到户”，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

　　另一个“村”是北京的中关村———1980年，几个知识分子丢下“铁饭碗”，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民营科技实体，掀开了中国新经济的崭新篇章。

　　记者文峰 方科

　　走进北京西北的中关村，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关村科技园区”。“联想”、“方正”、“新浪”这些被国人每天挂在嘴边的名字，见证了知识创造财富的惊人速度：2007年，总面积232平方公里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达到8595亿元，平均每平方公里37亿元。

　　每天，平均有10家企业在中关村诞生；

　　每3.6天，就有一家企业跻身年销售收入超亿元行列……

　　人们送给中关村一个有分量的“头衔”：中国新经济的“发动机”。

　　2008年新年伊始，中关村叫响了又一个口号：“中关村，未来20年全球新兴的创新中心”。

　　中关村的“口气”为什么这么大？中关村人的回答是：“解放思想，敢为人先，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是引领中关村发展的灵魂。

　　敢为人先，“闯与干”的开拓精神

　　———当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还只知埋头做学问时，中关村一批科研人员勇敢地走出高高的“象牙塔”，提出建设“中国硅谷”的设想，为中国找到一条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

　　与3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关村已经今非昔比，惟一相同的是，这里仍然聚集着中国最顶尖的科研人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关村就已经是我国最大的、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把上百亿元的资金投向这里。

　　令人遗憾的是，这里每年推出的科研成果数以千计，却往往束之高阁，巨大的投入并没有带来巨大的产出，“科经倒挂”的状况长久没能扭转。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发出了“科技报国”的号召，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束之高阁的科技项目、科技成果如何报国？中国的科学家们很快从兴奋中又陷入了迷茫。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悄然打开。

　　1980年，承担国家核聚变试验项目的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有幸先后3次赴美国考察，使他对“科技报国”有了比别人更清晰的认识。

　　此时的美国，一大群科学家已经在波士顿“128号公路”两旁创办了几百家高技术小工厂；一大群教授和学生已经在硅谷开垦了“新技术扩散区”。

　　美国高速度发展的“秘诀”在于他们的产业界与科研力量的相互融合，在于他们的科研人员善“闯”会“干”。

　　“中关村的人才密度和素质并不亚于美国的一些地方，只是潜力没有挖出来。”当年底，陈春先和另外9名受他启发的科研技术人员一起，在一间旧仓库别出心裁地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这一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举动，在那个“左”的思想禁锢头脑的年代，却被认为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遭到毫不留情的指责，上级部门甚至开始对陈春先进行审查。

　　1983年，事情终于出现转机。新华社记者一份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引起3位中央领导的重视。

　　胡耀邦、胡启立、方毅先后就此作出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完全对头，应予鼓励”、“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可请科技小组研究方针政策”。

　　“政治气候”逐渐回暖，京海、科海、四通等一大批高技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到1987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雏形显现，形成独特的技工贸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一条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被中关村人找到。

　　“正是陈春先突破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开科技人员下海之先河，才有了后来蓬勃发展的民营科技企业；正是他提出‘中国硅谷’的设想和以他为代表的第一批科技创业者的探索性行为，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才有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以及后来在全国遍地开花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日前，原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慕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思想解放一尺，改革就深化一丈，发展就上一大台阶

　　———传统体制机制阻碍了中关村的跨越式发展，已不能适应新经济的崛起，企业在呐喊中求索，政府在反思中革新，产权矛盾激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经济制度改革

　　1988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还说了好些激励人心的话：“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不参与”……

　　就在这年8月，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批准成立。中关村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

　　正当中关村跃跃欲试，寻求更大发展的时候，他们明显感觉到了旧的体制机制拽住了前进的步伐。

　　当时的情况是，从“电子一条街”到试验区，中关村成长的轨迹始终印有美国硅谷的影子。然而，中国和美国的“土壤”并不一样，运行体制机制的不同，使仅凭技术层面模仿的中关村再也难以前行。

　　最需要突破的是产权问题。有数据显示，在上世纪90年代，中关村数以千计的高新技术企业，除用友公司属于私营企业外，其余的都戴着“红帽子”。

　　一时间，产权矛盾引发的利益冲突四起，产权制度改革的呼声四起。

　　一些人认为，企业既然戴着“红帽子”，其财产就应视为国家所有，分割产权无异于将国有资产私有化，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正当人们陷入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中时，刚调入试验区管委会不久的政府官员赵慕兰，第一个站出来“发炮”，她提出用“三七开”的办法进行高新技术企业股份制改革，成为当时主张产权改革的先行者之一。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讲到“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中关村人这才放开了手脚。

　　成立之初便提出“四自”原则(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四通公司率先尝试产权改革，虽以失败告终，但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

　　联想在出师不利的情况下，董事长柳传志首先把公司35%的利润以“分红”的形式划归到员工名下，再将每年35%的红利积攒下来，最后倾囊而出，反过头从中科院手中买下了35%的股权。

　　诸多先行者的探索，使中央决策层逐渐意识到，产权问题已成为制约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瓶颈”。产权关系不清晰，大多数高科技企业就没有面向市场的个体行为能力，在法律上也不能独立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无法建立。

　　一场自上而下的经济制度改革大戏悄然展开，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后来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从1993年开始，中关村的国有科技企业纷纷完成股份制改造，一大批集体所有制科技企业也实行股份合作制改制，摘掉了头上的“红帽子”。

　　“思想解放一尺，改革就深化一丈，发展就上一大台阶。”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深刻总结经验，得出“向改革遇到的深层次障碍挑战，向既定的利益格局和体制顽症挑战，还是要靠解放思想”的结论。

　　在“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的思想指引下，中关村获得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投融资体系、企业信用体系、政策环境等渐进式的变革逐一展开，打开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接轨世界的一扇大门。

　　“困”则思变，观念转变路更宽

　　———进入21世纪，IT产业一枝独秀的中关村一度步入低谷，中关村人敏锐地捕捉到国际风险投资方向的突然转向，观念认识上的及时转变，为中关村注入了新的动力

　　今年2月11日，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应邀参加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大专题会议，第一次把中关村人的声音带到了联合国总部的讲坛：

　　“以IT为主业的中关村，清洁技术产业已成为第二大产业。2007年中关村清洁技术产业销售总额突破1000亿元，园区产业领域正从电子信息产业一枝独秀向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体、多元产业并行发展的格局过渡。”夏颖奇充满激情的介绍，令老外们吃惊不已。

　　中关村不是搞IT的吗，怎么搞起了清洁技术？

　　世界最需要的清洁技术，为什么在中关村迅速兴起？

　　中关村人的解释是，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为中关村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个变化得益于中关村人来了一回“脑筋急转弯”，在挑战与机遇面前抓住了机遇。

　　进入新世纪后，中关村鲜有重大的技术创新，中小企业发展“遇冷”，制度创新难以推陈出新。

　　2003年互联网经济重新复苏后，中关村风险投资中心的地位发生动摇，上海、深圳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势头甚至盖过了中关村。

　　中关村的发展遭到很多民间人士的质疑。有人把中关村比喻成电子产品的“秀水街”，北京IT评论家方兴东甚至发出了“中关村之死”的预言。

　　难道中关村的命运注定是“一次性的硅谷”？

　　“谁也不愿意被说成是无能之辈。”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任冉齐说：“继续解放思想是新时期的新要求。”

　　在深入解放思想中，中关村人敏锐地捕捉到国际风险投资在我国的投资方向的突然转向———全国IT行业获得的国外风险投资比例大幅度下降。这让中关村人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危机。但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就是清洁技术正成为国外风险投资的“新宠”。

　　既然风投的新宠是清洁技术，国家又在大力推行节能减排政策，提倡可持续发展，中关村何不顺水推舟？

　　随即，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迅速把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中介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产业联盟，优势互补，联合攻关；同时制定出台产业引导政策，催化清洁技术产业的成长。

　　任冉齐说，新的思想解放取决于克服狭隘视野，中关村的主业是IT，但并不表示IT是惟一不变的主业。观念认识上的及时转变，为中关村注入了新的动力。

　　如今，清洁技术、生物医药、创意文化等产业在中关村茁壮成长起来，中关村科技园区也从“一区七园”再次“扩军”，形成“一区多园多基地”的格局。

　　中关村正从低谷走出来，新经济“发动机”的动力更加澎湃。

　　在困难与障碍面前，中关村人高高举起解放思想这个“法宝”；在机遇与挑战面前，中关村人胸有成竹。基于大开放视野和气魄，中关村人发出豪言壮语：

　　“中关村，未来20年全球新兴的创新中心！”

　　-观点集纳

　　知识经济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初见端倪，“中关村”已经逐步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品牌，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

　　中关村取得了喜人的发展，发挥了高新技术产业化重要基地的优势，成为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

　　20多年来，中关村科技园区在推进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在关键的技术领域取得自主创新成果并实现了产业化，探索出了一条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模式，在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多先行先试的宝贵经验。———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戴卫

　　中关村的发展史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目前，中关村已形成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北京市海淀区委常委、副区长于军

　　-中关村感言

　　突破“瓶颈”跨越发展

　　文/文峰

　　中关村，知识创造财富的“神话”背后，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

　　在这条轨迹上，中关村人始终高举着解放思想这个“法宝”，突破了一个又一个发展的瓶颈：

　　在“科技报国”无路可循时，在传统体制机制拽了发展后腿时，在IT信息主业渐入低谷时……中关村人敢想敢干，勇于超越自我，善于创新发展理念。

　　突破瓶颈，新思路、新举措自然破茧而出。

　　当前，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作为正面临着贯彻落实“314”重要部署的重庆，正面临“大跨步”的大好契机。解放思想，做好“大跨步”的准备，刻不容缓。

　　机遇面前，不敢想、不会想、想不到、想了不愿再想，都会成为制约思想解放的“瓶颈”，都会成为跨越式发展的瓶颈。

　　中关村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敢想、不会想的时候，要自我鼓劲，找准自身优势，独辟蹊径；想不到的时候，要走出去“取经”，它山之石攻玉；想了不愿再想的时候，要自揭不足、找准发展中的疼点难点，在冷静思考中解放思想，在观念转变中扩大开放，在抢抓机遇中实现新的历史跨越。

　　相关新闻

　　中关村不是“管”出来的

　　“中关村有今天，纯粹是市场配置的结果，不是行政命令的结果，我认为中关村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政府‘管’出来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任冉齐说，政府只是优化资源配置的“粘合剂”，更重要的是为产业发展营造软环境。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给自己的定义是：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为目标，以核心技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要手段的产学研的联合体。

　　“提高政府效率，降低审批手续，减少官僚主义，这是前10年所做的工作，后10年的工作应该是创造环境、整合资源。”任冉齐说。

　　没有固定资产作抵押，高新技术企业融资难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需要钱，而银行、风险投资商手里有钱，政府手里也有一部分钱，一定程度上讲，钱是不缺的。

　　“关键是找到一个连接点，把供需双方结合起来。”任冉齐介绍说，这个连接点就是信用。从2000年开始，他带领管委会一帮人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搭建起中关村企业信用体系，并组建企业信用促进协会。

　　截至去年底，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协会会员企业已有1600多家，中小企业融资难得到有效缓解。信用体系的建立，为投融资体系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形成以信用促融资的模式。国家发改委评价中关村信用体系是全国的“样板间”。

　　目前，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没有一项行政审批权，靠什么把资源整合起来？

　　“靠的就是抓住企业的需求，按照市场机制制定规则和引导政策，搭建一个平台，把由市场配置的资源和政府手中的资源调动起来，形成一个互动的网络。”任冉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