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可敌省的东莞长期存在着“童工市场”，来自四川凉山的大量童工在此地成为廉价的劳动工具，在多个环节的共同盘剥下，童工们从事繁重的工作，却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小女孩还遭到强奸，想要逃跑者竟被威胁以死亡。

　　可以说，对此等丑闻，谴责资本者的无良，叹息贫弱者的无奈，问责于法治的无力，愤怒于监管者的无能，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止步于此又是远远不够的。

　　要从根本上减少童工现象，尚需更多层面的反思。在笔者看来，该现象于近年来的多发，提出了一些较为重大而棘手的社会课题。

　　首先一个课题，是儿童的基本福利、发展权利究竟由谁来保障。对凉山的童工买卖现象，有专家归因于贫穷。这确实毋庸置疑，如果不是贫穷到无奈，谁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去吃那样的苦头？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短期内是难以发展上去的，某些家庭的贫穷也是一时难以改变的，那么他们的孩子就应该“世袭”家庭的贫穷和无奈么？

　　如果这些贫穷家庭孩子的基本福利、发展权利等不能得到社会制度化的保障，则即便他们不会再沦为童工，然而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身体发育的基本营养，受到必需的教育，得到相对健康安全的成长条件呢？答案显然还是否定的。

　　其次一个课题，是如何尽快有效地解决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收益落差。童工现象以及更多的血汗工厂现象，很充分地证明了当前某些工厂的工作条件已经不堪到了什么程度，工人的收入微薄到了什么程度。这样的工厂也能招到工人，实是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那句谏言的注释。在粮荒警钟不断敲响的当前，显然再也不能继续无视农业和农村的衰败？

　　还有一个问题，童工现象证明出一种“权利软骨病”的普遍存在，对建设法治社会而言，这恐怕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据报道，在童工的流出地凉山，“不管是普通老百姓、公务员、警察，都清楚地知道工头拐骗童工的现象”；而在其流入地东莞，这更是日日昭彰于街头，形成了“超市”。然而这种明显有悖于现代文明观念的丑恶现象却竟能持续如此之久。这说明了什么？显然说明很多人对权利概念和文明准则都比较“冷感”，对种种权利不公特别能够容忍，这不是“软骨病”又是什么？

　　尤其是，这种“软骨病”的患者中还包括了诸多的公共机构甚至管理部门。可以说，有许多为保障公民权利而设的公共机构和管理部门，已经失去了“权利”意识，只剩下了“秩序”意识，只要能维持既定秩序，便根本不管规则有多么不公，人们的权利受到了什么戕害。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包括童工现象在内的种种社会弊端便难以真正革除，发展的和谐便难以保证。河北郭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