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中国人史纲》跋的作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访谈
杨青
提起柏杨，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丑陋的中国人》，好像这本书已经成了柏杨这个专有名词的一个固定后缀，而事实上也正是这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纸风行的作品让大家认识了柏杨，喜欢上他的痛快淋漓，直抒胸臆。时过境迁，2004年，此书再版，却仍然受到现代读者的喜爱，认为毫不过时。
柏杨在此书中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文化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比喻，由此让他多了一顶“酱缸之父“的帽子。人们往往因此将他作为“全盘”“激烈”反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但翻开他的《中国人史纲》，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断语有失偏颇。柏杨的痛切和犀利让人联想到鲁迅诊断出的国民性和劣根性，而他的痛贬和犀利指责的宗旨也是希图让中国人正视缺点，有勇气面对，从此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有尊严又尊重他人尊严的民族。痛贬之下深情犹在。
与很多学者一晃而过的影响力相比，柏杨的生命力格外长久，2006年内地先后有40余部柏杨的新作旧书出版，出版界因而有“柏杨年”的戏称。
柏杨昨日凌晨撒手西归。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到了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最新版本跋的作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听他讲柏杨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以及他们之间淡淡的交往。
《丑陋的中国人》与上世纪80年代的反思传统遥相呼应
在雷颐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纸风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当时中国刚刚从十年漫长的文革动乱中觉醒过来。中国的种种不如意，种种纠葛促使人们开始探讨文革的起源，文革的影响。人们开始询问：当时大家为什么会心悦诚服那一套理论，而且能容忍它造成巨大的灾难，而且历时十年之久。
人们从否定文革开始，开始往深里细究，不知不觉就从传统文化开始挖掘，因为这场灾难肯定与中国的国民性有关系。当时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是这种反思的急先锋，他们急于补课，急于找出病根儿，急于从自己学的东西寻根究底。在这种情况下，1986年引进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与那个年代的反思传统正好有一种呼应。而柏杨的学术功力比我们刚起步的学子要深厚得多，更何况他的背后有《中国人史纲》这部厚重的学术书作学理支持，所以很容易做到雅俗共赏，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学者文人，谁都知道柏杨讲过的“酱缸文化”。
雷颐说，我不记得《丑陋的中国人》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的了，但记得当时打的是“内部发行”的旗号，因为柏杨是台湾作者。可是没想到这本书一纸风行，发行量上百万。想想看，一本标明“内部发行”的书，发行量上百万，显然是个笑话。《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引起思想、文化界的震撼，对当时的思想启蒙、“文化热”和对传统的反思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提起上世纪80年代，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是一本无法绕过去的书。
柏杨的作品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一部《丑陋的中国人》让柏杨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话，那么90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国人史纲》，则让柏杨在内地开始施展他的学术影响力。
《中国人史纲》是柏杨在9年零26天的监狱岁月里“埋头整理中国历史”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全书近80万字，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时代一直讲到20世纪初满清王朝末期最不堪的那段屈辱岁月；他以平民视角写史，代表了作家写史的一种高度，将历史写得精彩好看又不乏深刻洞察力。因而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此书在台湾出版后，好评如潮，被列为台湾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曾于1998年在内地出版了《中国人史纲》中文简体版。
雷颐在2005年同心出版社版《中国人史纲》跋里，对此书评价甚高。他认为这部上下五千年、纵横万千里，感时忧国、洞烛幽微的《中国人史纲》，无疑是使人“忧天下”、“探世变”的巨著。是一个洞察历史、洞察世事的智者对历史最深层的剖析。
雷颐说到这本书出版的情况时透露，当时出版社要他推荐一本有价值的好书，他就推荐了柏杨的这本《中国人史纲》，因为他本很喜欢这本书，也觉得有价值，有再版的必要。但是因为书很厚很大，他不确定这本书能卖得好。但事实证明再版后，销量的确很好。这说明，柏杨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对当下的我们依然有意义，依然有重读的必要。
事实上，除了《中国人史纲》一版再版以外，《丑陋的中国人》在20年后也有再版，2004年再出的版本，依然有它的读者。而许多20年前同样风行一时的很多畅销书，到现在时过境迁，魅力难再，进入不了现代读者的视野和语境。相形之下，柏杨是一个异数。
雷颐说，这正说明了柏杨的作品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他说，当初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并不是针对内地而写的，而是有感于台湾人的种种恶习而发，但没想到在内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一方面说明他的作品是超越空间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中国文化的剖析是非常深刻和犀利的。
重读柏杨在当下更有必要
问起雷颐与柏杨的交往，雷颐显得很淡泊，他说，他只是喜欢柏杨的文字，喜欢他的书，并没有刻意交往。但是在他推荐和作跋的《中国人史纲》发表后，也许是有人介绍，或者是柏杨听说了，给雷颐寄来一张柏杨的专用贺卡，聊表谢意。幸好雷颐还保存着这张卡。
卡上龙飞凤舞写着寥寥几行字：
雷颐先生吾兄，邀到吾兄出席中国人史纲研究会，蒙说在下很有阅历，不禁会心一笑。一生坐过不少政治牢，几乎被枪决，真是有点险哉，焉能没有感慨！谢谢知音。平安！柏杨。2005、10、24台北。
雷颐说，除了感叹号很清楚外，其余都是黑点断句。他听说老先生晚年几乎半失明，写字肯定是不容易的了。
问起雷颐纪念柏杨的意义何在？雷颐答：一个民族的自我反省，越是在崛起的时候越需要，尤其不能狂妄自大。所以我们现在比上世纪80年代更需要柏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刚经过文革，各方面都落后，反思是为了进步。但现在各方面有了长足进展，国家正在富强崛起，这个时候更需要警惕，不能有虚骄之气。要做到既是强大的又是谦卑的。
这是一个陪伴了几代人的作者，也是一个写出了经得起几代作者细读作品的作家。
柏杨昨日凌晨撒手西归。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到了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最新版本跋的作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听他讲柏杨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以及他们之间淡淡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