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希圣

　　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出差，在陈家桥等公交车。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公交车的班次有限，有时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当时青春年少，积极向上，相信“时间就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常常手不释卷。恰好车站对面是一家书店，便钻了进去，随手抽出一本鲁迅的杂文集。循目录看下去，一个标题赫然进入眼帘：《论“他妈的”》。于是翻开来看。文中说，“他妈的”是中国人普遍的一句骂人的话，但这种骂法，只有中国才有，外国没有，所以也算是“国粹”。只有俄国的一个作家写的一本什么小说的主人公骂过一句“你妈的”。就是这一句“你妈的”，在翻译成其它文字的时候，也让翻译家们绞尽了脑汁。德国人翻译成“你的妈是我的母狗”，日本人翻译成“我使用过你的妈”。看到这里，我忍不住嘻嘻嘻地笑出了声。幸好当时店里没有旁人，不然就失态了。鲁迅先生的幽默，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四川人说话喜欢“带把子”，就是说话时无意之中夹入一些骂人的脏话。这是一种不良的说话习惯，习以为常。说的人无意，如果听的人也无意，便也罢了；如果听的人有了心，较起真来，那就麻烦了。我生在四川内江，儿时也沾染了“带把子”的不良习惯。有一天，在大街上邂逅一位要好的同学，相谈甚欢。不想他却突然翻了脸。我开始莫名其妙，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我说话中无意之间带了“把子”，在“你”字后面带了“龟儿”。他坚持要我向他道歉，不然就要拉我到老师那里去。起初我很想不通，不就是说话带了把子吗，多大的事呀，平时彼此都如此，谁也没有计较过，怎么今天就突然翻脸，要小题大做了呢，真是不可理喻。但他人比我大，我拖他不过，又怕老师，只好委曲求全，向他道了歉。本来是欣喜相逢，却因为带了一句把子，闹得不欢而散。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们学校的第一批少儿队员(少先队起初叫少年儿童队，简称少儿队)，经受过特殊的教育，具有强烈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立志要做好儿童，所以对说话带把子一类的不良习惯才那样深恶痛绝。

　　可惜我并没有因此提高认识，也没有吸取教训，后来虽然也同样参加了少先队，却仍然恶习不改。大约是在我十一二岁读初中的时候，不知是因为什么事，惹恼了父亲，便打了我。我一边逃，一边随口骂了一句“日你妈”。父亲大怒，追上来揪住我，眼露凶光，恨不得一口把我吞掉。父亲当时的目光里，含着杀气，使我不寒而栗。我父亲是一位十分慈祥的老人，他这种极度愤怒的表情，我一生就经历过这么一次，却使我刻骨铭心，愧悔终生。

　　说话中夹带的“把子”，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脏话。听话的人，一般都把它忽略不计。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语言含义，去掉它，丝毫不影响语言的完整性，只会使语言更加纯洁。带了它，却使人感觉不那么文明，听起来不那么顺耳。有些“把子”，带入话中，不想则罢，细想却极易产生歧义，使人忍俊不禁。上个世纪70年代，我所在的机关中有一位后来官至局长的中层干部，好时他妻子尚在农村。有一次他休假回来，在办公室闲谈，说到他这次休假，很不愉快。他说：“我日妈感冒了，娃儿日妈也感冒了。”他是脱口而出，其他听的人也并未在意，可我听了，却觉得他这“把子”带得太不是地方。

　　“带把子”这种陋习，不仅一般的人普遍存在，就是领导干部也难以幸免。平时交谈，偶尔有之，也无所谓。但如任其泛滥，形成习惯，到了正式场合，讲话甚至作报告，都带将出来，就未免不雅，有失身份。曾听人说，讲普通话是“带把子”的克星。一试果有奇效。现在，要求公务员都讲普通话，这不仅是职务之所需，也是为纯洁祖国语言做了一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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