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4年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走出了一条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新路，农民生产生活发生巨变———

　　记者邓全伦

　　4月22日，正午细密的阳光照拂着红砂村，恬淡祥和。

　　28岁的曾华美正在自己开办的农家乐里忙碌，为客人张罗午餐。她置身的这个花团锦簇的村子，就像一个大公园，现在是成都市最知名的休闲景点之一。

　　然而4年前，红砂村在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是最偏远落后的，曾华美们深感脸上无光，“原来这里很穷，我们去市里打工都不愿说自己是红砂村人，怕人瞧不起”。而今，曾华美却成了一个年收入过10万元的农家乐小老板。

　　红砂村是成都市乡村巨变的一个缩影。

　　这一切变化源于2003年10月成都启动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巨变背后的推力，来自于成都人敢为天下先，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与胆识。

　　就地罢官力推改革

　　———改革一启动就遭质疑，但成都没有退缩，而是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全面深入持久地推进

　　时间回溯到2004年的4月19日，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

　　中午，镇上突然来了10多个陌生人，对镇上进行暗访。第二天，镇党委书记汪光友被就地免职，此事一下子成了当地爆炸性新闻。

　　前来暗访的主角是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突袭考察的是淮口镇推进城乡一体化现状。但该镇干部对实施这项工作居然没有任何安排，汪光友甚至对什么是城乡一体化都答不上来。

　　汪光友是成都市第一个因为推行城乡一体化不力而被罢官的干部。此后，成都官场发生“地震”———又有20多名干部先后被罢官。一个共同原因是：推行城乡一体化不力，工作“不在状态”。

　　城乡一体化是何物？作为市委书记，李春城为何下如此大决心来推行它，甚至不惜连续撤掉20多名干部？

　　“它不是一般性的工作，而是涉及成都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李春城说，城乡一体化，就是统筹推进的城市化，缩小城乡差别，让城乡居民共享公共服务与产品。

　　一直参与成都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刘从政说，成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二元结构，2003年全市人口1060万，每100人中有64个是农民，人均耕地只有0.8亩，难怪有农民感叹“哪怕种金子也富不起来”。

　　“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成了成都进一步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症结在于，人多地少这样一个基本矛盾和生产方式落后，导致农民收入增长机制不能够与城市同步，城乡差距巨大。”刘从政说。

　　而2003年的成都人均GDP已达2000美元。经验表明，这正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战略期。成都这座城市何去何从？它站在了一个历史关口。

　　机会不可失！2003年10月22日，成都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部署，开始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破冰之旅。

　　时值党的十六大召开不久，“统筹城乡”概念首次被提出，内涵到底是什么，理论界各执一词。因此，成都的改革甫一启动，众人包括市里省上干部纷纷质疑。

　　质疑有三：其一，认为只有进入城市化的最高阶段，才有可能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个阶段东部沿海地区都没达到，成都这样一个西部城市怎么能做？”其二，如果要搞城乡一体化，那么多农村怎么办？不少农村山区穷得丁当响，怎么搞？其三，认为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农村都变成高楼林立，难道要农民“扛着锄头坐电梯”？

　　“认准了就干！”成都市委、市政府没有左顾右盼，而是顶住压力，坚持改革。李春城在一次会议上说：“这是一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全面深入持久地推进，不要瞻前顾后、浅尝辄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