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变我比我改变农村多”

　　2006年7月，2000多名高校毕业生陆续奔赴京郊1853个行政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两年的实践，让理想满怀的大学生村官们变得更加务实，但他们的地位却很尴尬：工作范围有限，权力有限，未能进入决策层。“大多数书记不让你多管事情，不愿意你去创新，省得给他添乱子。”

　　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这是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对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的最新部署。

　　而此时，云晓波已经在北京大兴区黎明村担任了两年村官。他是北京市首批大学生村官之一。2006年，经过层层选拔，过五关斩六将之后，云晓波被聘为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眼里要有活儿”

　　“我现在做的主要是办公室的工作，比方说做总结，写各种公文，做些表格，整理档案等。”云晓波说，除了书记和主任给他交待的任务，他还会主动发现他们没注意到的事情，或者提前完成一些工作。

　　“我们村的档案管理是全市的试点。全村464口人、146户，去年人均收入上了9000元。”这个戴着眼镜，身着白衬衣、西裤的村官滔滔不绝。在云晓波刚进入这个村子时，就挨家挨户地走访，“走访老党员、五保户”，对村里有了基本的了解。

　　在云晓波看来，就是“眼里要有活儿”。今年他给自己找了个“大活儿”———建个网站。西瓜、甜瓜和小西红柿是黎明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它们都是在大棚里种植，产量高，品质好。云晓波想通过这个网站，在今年瓜果上市前，起到宣传作用，最终实现网上销售。

　　如果买家不上门收瓜，农民们就要拉着一车车的瓜经过两三个小时的颠簸到城里卖。这些农用车大多没有牌照、灯也不全，农民只能半夜两三点结队去新发地———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经过书记同意，今年3月份，网站建成，同时云晓波的工作中又多了一项任务———网站后台的维护。“这个网站还得加上‘供求平台’，买卖双方的需求都能贴上去。”云晓波说，实现网上销售最大的好处是“农民省事儿了”。这是促使云晓波办网站的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2006年云晓波刚到村里时，他就想着给村里招商引资。“主要是在村里种植灵芝，生产营养保健品”，但由于规模比较大，涉及到占用农民土地问题不好解决，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云晓波的第一个项目就此夭折。

　　“你带来什么项目”

　　去年，刘佳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村里。刚开始村民对她的到来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常有村民问：“你带来了什么项目啊？”

　　刘佳(化名)是通州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助理。她所在的村庄，离河北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这里没有青山、也没有绿水。一望无际的农田，成片开放的桃花，是这里唯一的景色。

　　对一直想从事农业旅游开发的刘佳来说，桃花是她唯一可选可开发的景。但由于去年收成不好，加之桃树的管理成本相对于种植粮食作物来说要高很多，桃农砍去了大片的桃树。即便这些桃树没被砍掉，刘佳的“桃花节”梦也很难实现。在这个只有200多口人的村庄里，大多数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他们在京城里头随便找个工作都比种地的收入高”，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他们安于现状。“要是投资办农家院之类的，农民也不愿意做，农民担不起风险。”

　　另外，这个村子离市区较远，如何把游客吸引过来也是个问题。再加上“一无资金，二无权力，还没有人支持”这些原因，注定让“桃花节”只能是刘佳的一个美梦。

　　“我觉得自己创造一个项目真的很难，尤其是没有权力和资金。”刘佳叹了口气。

　　村民常问她：“你带来了什么项目啊？”事实上，有没有项目刘佳自己心里有底———如果我有项目自己就在外面开公司了。“他们认为大学生是无所不能的，觉得是政府派下来的。”还有村民告诉她：“好好干啊，到时候挣钱了给你买车。”刘佳明白，自己完全不可能实现村民的希望，因此后来她有些怕和村民聊天，怕他们再谈起“项目”。

　　“我觉得不能(给村里)带来什么变化，很愧疚。”刘佳说。

　　尴尬的地位

　　最让于伟介意的是乡政府的态度，这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村官的地位也很尴尬。“平时我们和乡政府接触得多。我们在乡政府这一级别上处于边缘地位。乡政府特别忙的时候，会抽我们上来干一个月的活，等没事了，我们又回村里面。”

　　对另一个村官于伟(化名)而言，他最平常的一天就是等着工作来。“一会儿妇联主任给活儿，一会儿会计给点活儿。”他做的最多的就是类似于秘书的工作。

　　“宁可累死也不能闲死。”于伟说，他也在为自己找事情做。在他看来，去年他做的最有实质意义的一件事就是给村民解答法律问题。他一共给村民解决了7个法律问题。

　　前不久，他又找了一件他认为是有意义的事，但没有成功。今年植树节到来前，于伟想发动镇里的村官植树，每个村官带两三个村民去种树，种树的地点于伟都选好了。他兴奋地去镇团委商议此事，镇团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于伟的提议，“别说你说要办这事了，我们团委办些活动，资金都很困难。”

　　于伟说，在村里，书记和主任对他都还不错。但他也很少过问村里的内部事务。村里有重要决策时，他的态度就是避开；村里财务的流向等重要事情他也都采取回避态度。回避的不只是于伟，村里的会计、妇联主任都得回避。

　　“第一，我出不了意见。第二，书记也不想让我们这样一个外人知道村里的内部事务。其实，村里的潜规则非常多，没有正规化的运作方式，都是靠3个领导合计。”

　　于伟到这里之后感觉“被闲置了”。“大多数书记不让你多管事情，不愿意你去创新，省得给他添乱子。”他感到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怕“添乱子”；另一方面他一直在寻找着做点什么事。“但可能跟个人能力有关，很遗憾的。”

　　谁改变了谁？

　　在苑杰看来，村官并不能为农村做出多大的改变。“他们无职无权很难发挥什么作用。赋予他的这个身份很虚，没有话语权，很多建议都不能提出来。”

　　“农村人际关系更加复杂，进去如同掉进了一个漩涡。”大学生村官苑杰(化名)回想起在村里的那一年多时间如是说。如今他已被借调到镇里某部门任职。

　　云晓波也表示：“我们具体负责的范围有限，权力有限。可以决定的事很少，主要还是要听从领导的安排。”

　　镇里给大学生村官的评价是，自从他们来了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有村官的村子给镇里报上去的材料都非常规范，而且效率比原来高多了。”

　　云晓波说，他给黎明村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活跃了村里的氛围。同时带动了村民学习上网，使用电脑。

　　大学生村官对农村改变的多，还是农村对他们改变的多？于伟不假思索地回答：“村里改变我的多。”

　　“我现在很务实了，我要干这件事情，首先想有没有钱，有没有支持，而不是考虑这个创意有多么新鲜。我觉得这个社会非常浮躁，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之前对农村都没那么深刻的了解。现在以大学生村官的身份来看农村，就不会有那么浮躁了。”

　　大学时期的于伟“很郁闷，很压抑，很不自信”。到这里后觉得没有那么多光环了，反而乐在其中。受环境的影响，现在他觉得自己看问题的心态更平和了：“以后要是做律师失败，工作中遇到很多挫折我都会很平和地去接受。”去年，他通过了司法考试，他打算做完村官以后就去做律师。

　　承诺和出路

　　还有一年，于伟的村官生活即将结束，他仍希望在这一年里自己能做点什么。“假如我现在有机会为农村做点实事，即使很难，我也很愿意去尝试。”于伟停顿了一下，摊开手说：“我真的想做好这个角色，但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怎么样做好这个角色的途径。”

　　按照北京市相关规定，被聘任为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高校本科毕业生将享受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他们的工资第一年平均每人每月2000元，第二年平均每人每月2500元，第三年平均每人每月3000元。此外，非北京籍的大学生村官，连续两年考核合格的，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北京市户口。

　　苑杰认为，后者则是像他一样的外地学生当村官的最大诱因，再过几个月他就能落户北京了。来自北京市人事局的最新消息：从2008年7月起，相关部门将开始为首批大学生“村官”中的非京籍人员办理北京市户口。预计本批次将涉及1000余人。

　　此外，村官考研、考公务员时也会优先录取，这也是苑杰看中的。“来农村还有一个好处是，能更深入地了解基层的运作机制，更好地了解社会，对以后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他表示，这些基层工作经验对他今后考公务员有很大帮助。

　　除了这些优惠政策，北京市人事局今后还将选拔部分优秀大学生“村官”充实乡镇机关干部队伍。

　　“我还是不愿意留在这里，即使转成公务员也不愿意。”于伟想去城市发展，想去做律师，况且“在这里转成公务员的机会几乎没有，两三个镇才能转一个”。

　　但云晓波努力想成为优秀者，盼望着能留下来。他听说今年将从村官中选拔副处级储备干部，“希望能被选上”。 李梦娟